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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很快就形成一个愈来愈坚强的班集体。
除了班集体之外,还有许多跨班的团体——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三育竞进会、新剧团、唱歌团、广武学会、军乐队、演说会、国文学会、英文学会,等等,都是这样的团体。一个学生,除了参加他的班集体之外,总会参加一个乃至几个跨班级的团体。任何课外活动团体都不参加的游离分子,在早期的南开中学,是很少很少的。学校正是要通过这些团体,培养集体意识,锻炼其成员的组织能力,促进其学业、技艺的成长,这就是张校长提倡课外活动、团体组织的用意。
通过校舍范围内的共同生活和学习,在班集体与团体组织的基础之上,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的校集体,很自然地形成。通过和校外人士的接触,通过校际的比赛,通过种种比较(升学就业,都可以比较),南开的集体意识,很自然地形成。觉得自己是南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要求自己为南开争光,不为南开丢脸,这就是校集体意识。这个校集体意识,进校不久就开始形成,随着在校时间而与时俱增。离校之后,仍然不减,南开毕业生(很多时候并非毕业生,在南开上过学做过事的就算)到哪里,哪里就有“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这说明校集体意识之旺盛。到了张校长的晚年,“南开校友会”国内大城市都有,甚至于外国也有。
我的这些话,已经轶出了我回忆的范围,我对于早期南开中学的回忆,可能有溢美之处,趁此,我愿用敬爱的周总理对早期南开中学的评价,作我的结束语。周总理一九五○年视察南开中学时,对学生们说(大意):“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那时候也只有资产阶级教育。我在这里学了些基础知识。通过课外活动,锻炼了些组织能力。但,终究是资产阶级教育。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你们所受的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们要好好学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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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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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我十岁,在老家辽宁昌图县立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便由我在天津南开读书的两个哥哥带我和三哥到天津上学。本来也想考入南开中学的,但哥哥们商议,认为县立小学程度差,先补习一下再考,后来又商议,汇文中学比南开容易考,就报考汇文,免得考不上南开白白蒙受一次打击。第二年,我便考上汇文,开始在天津读初中了。
汇文中学校长叫伊文思,是美国人,对学生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我急冲冲地就往楼下跑,被他一把将脖领揪住,问我是哪个班的?我抬头看到他那一副不友好的神情,非常反感根本不想答理他,一扭身就挣脱跑掉了。
在操场,一些比较大的同学在踢球,看到球滚在我身旁,便叫:“喂!小孩儿,把球给我们拣过来!”我生气地说:“谁是小孩儿?”接着拿起球,猛地一脚就踢出去,朝另一边匆匆走开了,听到后面说:“喝!这小孩儿脾气还不小呢!”
我在汇文只读了一年书,因为父亲作粮食“倒把”生意失败,不能同时供兄弟四个在天津上学,我和三哥就回家乡自学了。
在我未到天津前,就常常溜进我父亲的藏书室,偷看一些父亲平常不让我看的书,等到我从天津回去后,不但能大模大样地走进父亲藏书室看书,还从天津带回不少新文学书籍和翻译的世界名著,在订阅《小朋友》的同时,我便读了梁启超著的《饮冰室文集》、康有为讲书法的《广艺舟双楫》、《陈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籍,管它懂不懂,生吞活剥地往肚里吞,我还看《晨报副刊》的合订本,也看二哥特意为我买的《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伊索寓言》、《格里佛奇遇记》、《两条腿》、《列那狐》以及《桃色的云》,等等。甚至日本的《天胜娘魔术大观》,上海出版的《游戏杂志》、《礼拜六》杂志我也看,《谐铎》和《福尔摩斯》同读,《断鸿零雁记》和《花月痕》齐观,《醒世姻缘》和《玉梨魂》也都涉猎。
我的家人在读书方面,对我是取信任和放任的态度,只为我提供阅读的条件,我未受到过拘束。
我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具有新思想,不安于封建地主生活,总在折腾作生意,倒过“羌帖”、“老头票”,开过“富聚大”粮栈,办过“储蓄亨”信托,接触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我外祖父又是佃农、满族,母亲是我父亲强抢成亲的。因此,我在家乡自学这几年,除了看书外,对家乡的接触面非常广,也可以说对政治、经济、文化、家乡风土人情等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也可以说有了一些生活基础。
一九二六年,我父亲得急病去世了,我姑姑、妹妹和我染上了白喉。妹妹死了,我和姑姑用上我二哥从天津邮来的特效药得救了。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不管家庭经济如何困难,也让儿子们出外求学,见世面。因之,一九二八年,我和县立中学的同学刘克夷再次来到天津,考入了南开中学三三班当初三插班生。那时,南开刚刚采取三三制,就是中学读完六年才毕业。同时还增设了南开女校、南开小学,南开大学那时是在天津八里台,可以说,南开在张伯苓先生创办下,已经办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我在南开读书时,同学们每天都起得很早,到校园里读书,多半读英语,已经成为风气。校园有喷水池,有花坞,还有回廊,在课余时,也就成了同学们交谈的地方。
南开不是关起门来办学,而是通向社会,力求学生们作到全面发展。包括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还重视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培养。
南开最早建立话剧社,保留节目有《一元钱》、《新村正》,后来张伯苓先生的弟弟由美国回来,还执导了易卜生的《傀儡之家》,曹禺还扮演过娜拉,由德国回来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平群扮演娜拉的丈夫。张蓬春还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改编为中国话剧,我受到感染,也把法郎士的一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在班会上演出。
音乐教员金律声唱的《卖布谣》、《老天爷你塌了吧》、《教我如何不想她》等,我至今还记得,同学们也都会唱,还组织了合唱团。美术教员有李杰克和杨叙才,都是以油画见长,在他们指导下,同学们自愿组成“美术研究会”,我还担任过会长。后来,又来了王德崇老师,组成一个“学生观摩会”,活动就更加多样化了,还可以从同学们手中得到英文的《新群众》、《国际通讯》,日文的《文艺春秋》等。
学校还请梁启超、周作人等人到校讲话,还请过邓肯派的美国女舞蹈家来校表演,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在《庸报》副刊另外一页发表。学校还请过韩德威尔到校作过演说。南开很想发扬蔡元培当年所提倡的民主作风,还请写过“唯实主义”理论的作者到校演讲(商务印书馆有译本)。
南开的校刊,为了扩大学生文艺篇幅,增加页数,我们把它改为《南开双周》。
我和胡思猷(胡适的侄儿)、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同学,先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人》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水生》、论文《力的文学宣言》等。后来,我又被选为《南开双周》的主编、美术学会的会长、学术观摩会的会长、义塾校长、合作社的理事等。我在《南开双周》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一期封面画,记得还被美国《新群众》转载过。当时在文学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一种是“为人生而艺术”,我是赞成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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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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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虽然力图使学校社会化,但我并不满足。我很向往“道尔顿制”,还向往南京“晓庄师范”。在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逃往美国时,他将大儿子陶宏送到南开寄读,张伯苓先生欣然接受。陶宏来到南开后,和我很谈得来。陶行知的家教方法,也不一般,陶宏的英文底子很薄,但他却日夜抱着一本英文字典,读英文本《俾士麦传》。读通一段,便翻译一段。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
我和陶宏交往密切,他也助长了我的想法,我们宣布:我们要上社会大学,要脱离学校到北京去,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图书馆和整个社会供我们阅读。恰巧,在校建立“学术观摩会”的王德崇老师,在北京有一所小院,欢迎我们到他那儿去住,他自己还要回西安去办理和妻子的离婚手续。
这样在北京过了不到半年,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王德崇老师也未见回来,我们就回天津了。哥哥和学校都要我们继续上学,陶宏也结束他的寄读生活,回南方看望他祖母,我们便分手了。
我在北京这段时间,写了一些诗和小品。但我从不想向刊物上投稿。因为一则自知东西不成熟,二则不想在退稿气氛中成长。那时,南开国文教员姜公伟主编《庸报》副刊的“另外一页”,我们这批学生给他稿件,他还是欢迎的。同学曹士瑛也在《大公报》兼当记者,有一个时候编《大公报》副刊《小公园》,韩宝善也接编过一阵子,我们投稿都会登。但那时我们只是为了办刊物需要经费时,才给他们投稿,把得到的稿费花在刊物上。
陈虞荪、孔另境、田聪,都是我的语文老师。陈虞荪老师想在天津创办一个文艺刊物,要我设计封面。我设计的是一组连续图案,由一柄斧头一路砍除荆棘,后来这个刊物并没问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这东北学生再也不能安下心来上课了。我们组织学生会,发起向南京请愿的示威活动,因此被学校除名。我根本不在乎,跑到北京,走高尔基的路——上社会大学,正合我心意。我住在红楼对面的公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