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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乐秀良是我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结识的老友，解放后一直在南京工作，主编江苏省委的理论刊物。动乱十年，不通音讯，忽然接到来信，才知他已来到北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劫后重逢，我高兴之至，连忙去信请他为副刊写杂文。当时，正是四凶刚刚翦灭，余毒很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拨乱反正成为全党急需解决的头等重要任务，自然也成为报纸包括副刊在内的重要选题。我就请秀良兄共同参与这项斗争。果然，不久他就寄来这篇杂文，看来他对这个问题久已郁闷在胸，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了。全国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个人日记、私人通信、亲友闲谈（即便是夫妻间的枕边对话），都可以成为证据，罗织罪名，肆意上纲。由于日记中的片言只语而戴上这样那样帽子的，无从统计，却也决不在少数。这种做法，不仅无理，而且违法。作者质问得很对：“人们在日记里记录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既无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更无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既没有扩散，也没有对社会造成后果，何罪之有？！”是啊，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啊！这个质问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当然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也牵动那些曾经因日记遭罪者的痛苦的回忆和愤慨。
“一石激起千层浪”是人们常用的形容语，形象而有点艺术夸张：一块即使上千吨的石，哪能激起千层波浪呢？但是，一篇《日记何罪！》确确实实激起不止千层的浪花。文章发表后没有几天，就收到读者来信的反应，有的热烈赞同作者的观点，更多的是倾诉个人过去某次运动中由于日记遭到批评、斥责以至错误处理的种种遭遇。我们读到这些来信，心情实在不能平静，本是安份守己、善良正直的公民，勤恳工作、奉公守法的基层干部，仅仅为一篇日记、几句言词就遭罪多年，锒铛入狱，妻离子散，甚至含冤而死。这样的信，尤其令人同情以至义愤填膺。有关《日记何罪！》的来信，有时一星期就能有十多封，有具体单位和地址的，我们都转到有关部门，请他们认真处理，其余都转给作者。三个月后，乐秀良同志又写了一篇《再谈日记何罪》，发表在1979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副刊上。他说：从来信看，日记“出问题”，主要是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和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段时间。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人们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在日记里“议论朝政”，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提出质疑，对革命导师的有些理论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这本是共产党员和公民无可争辩的民主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思考的精神，也应该得到鼓励。即使有些意见错了，也只是认识问题，“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何况，日记的内容是不公开的。它一无宣扬，二无流毒，三无影响，四无不良后果。即使内容偏激、错误，也谈不上危害社会秩序，影响别人，更构不成犯罪和刑事责任。十年大动乱中，法纪荡然无存，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卑鄙野心，任意侵犯和践踏公民民主权利，非法抄掠日记，诬陷好人，罗织冤狱，株连无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灾难，那倒是真正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日记何罪》呼唤被践踏多年的公民权利（2）
据作者说，这两篇“日记何罪”发表以后，他前后收到六百多封读者来信，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和回到南京以后，每天都要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回复和处理那些四面八方的来信，其中申诉冤案，要求平反的信，都需要转给有关部门。他个人无法处理，只好委托外地来党校学习的同班同学或者请江苏省委统战部、宣传部转给当地相关部门，请他们帮助解决，却并不都那么顺利。他感慨地说：平反冤案也要走后门、找关系，可见经过长时期缺乏民主法制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活，要恢复被践踏的公民权利是何等艰难！
一篇杂文，引起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影响，成为那一时期许多媒体、许多正直人士议论的议题之一，《新观察》1983年第12期和16期连续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杂文〈日记何罪！〉引起的反响》和《续闻》（并由上海《报刊文摘》转载），在我个人多年副刊工作的经历中还不曾遇到过，几乎是绝无仅有。
时光匆匆过了十年。1988年6月，正值《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文艺部广泛约稿，请一些同报纸比较熟悉的作者撰文，对副刊提出批评和建议。秀良兄应邀从石头城下寄来题为《编辑的良知》的信，对编辑多所鼓励。信上说：《日记何罪！》发表以来，共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推动了“日记罪”的平反改正。他认为“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不嫌其烦的把一批批来信转来，把一部分申诉刊载在供领导部门参阅的《来信摘编》，或转给有关地区和单位，使一些蒙冤者得到昭雪”。“当时，‘遍于域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刚刚开头，认识不一，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的副刊编辑，敢于公开披露这两篇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杂文，确实是需要有一股政治勇气的。报刊编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随时作出独立的判断。对的，就坚持，提倡；错的，就反对，批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这样，才是急党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为党和人民分忧解难。我以为，这才是列宁教导我们的报刊的主动精神和党性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我想再说一遍：谢谢编辑！”
作者说“谢谢编辑”，使我们不胜惶恐和感愧。两篇“日记何罪”，增加了读者对报纸的信任，紧密了读者和报纸的联系，应该由我们对作者和读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对副刊编辑来说，还有什么比读者和作者的支持和信任更大的安慰和奖励呢？
“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1）
近日从电视荧屏的纪念电影百年回顾的节目中，看到一个“赵丹专题”，连续两天，简要地介绍了赵丹从影历程和他主演过的重要影片，重新见到他从三十年代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来创作的许多光彩照人的形象。尤其建国以后武训、林则徐、聂耳这三个时代不同、经历迥异的人物，给亿万观众至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禁不住又一次为他本不该在六十五岁的年龄就离开了人世而哀伤，更为他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被称作“赵丹遗言”文章所遭致某些人的非议和责难而感慨万千。时光如水，竟已二十五年了。
话要从1980年9月中《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起的一次讨论说起。
1980年9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四年，文艺界从为害十多年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心情舒畅，意气风发，陆续出现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话剧、电影、歌曲、漫画、曲艺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热情评价几年来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指出：“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些话，都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尤其是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当前更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多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强调：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多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07…214页。）
凡是参加过第四次文代会的人，一定都会记得邓小平同志讲到这句话时，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的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经历过多年风吹雨打雪压霜欺的文艺工作者，感到一阵和煦的春风，自然都爆发出内心的拥护。“不要横加干涉”这一句，立即不胫而走，从此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口头上传诵、文章中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领导。这些领导人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搞一言堂，他们也有一句故意歪曲而针对性很强的话：“不能横加干涉，竖加干涉总可以吧？”他们也习惯于凭个人意志、兴趣，一两句话就草率地否定一部艺术作品。正如两栖于文艺、电影的作家李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几年来文坛活跃，影坛沉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审查电影、戏剧的人要比小说多得多！一篇小说写成，两个编辑人员看了就可以发表，一部电影要经过三道、五道甚至于十道关卡。结果是小说繁荣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电影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观众怨声载道”。李呼吁：“我想，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大胆改革的时候了。”
1980年9月17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