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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既是民主投票选举，即使等额的选举，只要不是走形式的“鼓掌通过”，而是让投票人在候选人名单上画圈，就必定出现得票有多有少的结果，上自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党派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构，下至基层党支部、车间工会、学生会，概莫能外。按得票多少决定当选与否和当选人排列次序，本是最正常的事，属于最起码的民主常识，连小学生也懂得的。可怪就怪在这里，本是天经地义，人们反而觉得陌生；那些不正常的东西，久而久之，倒不觉其异，一旦还生活以本来面目，人们反而感到新鲜了。因为，多年以来，在选举问题上，还有一个同“按得票多少为序”相对立、并且一直施行的不成文法，叫做“按姓氏笔划为序”。
揆诸史实，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直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历来都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载入皇皇文献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五十六人名单，也是按得票多少排列，见之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郑重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新中国成立前后成立的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成员，也无一不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名单。在当时，人们也都习惯了，似乎谁也不曾想到还有别的什么方式。直到全国解放，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似乎从未听到有“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一说。
可是自从1954年9月28日报上公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六十五人名单起，开始了按姓氏笔划排列。也可能由于那次是等额选举，而候选人又全都是全票。从此沿用至今，除中共“八大”那一次以外，几乎无一例外了。“文革”时期，公开见之于报刊的选举结果名单又有新的创造。如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名单，见报时将毛泽东、林彪两个名字特殊地单列一行，用大一号的字体，下边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其实，那个时候，什么“为序”都一样。虽也照例投票，必定都是全票，倘若稍有差池，林彪、江青、康生及其御用鹰犬们立即就会定专案进行仔细追查的。在野心家擅权、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殆尽的年月，一切都谈不上。
然而，在政治清明的新时期，在党中央多次强调发扬民主、尊重法制的今天，在选举这件事上，为何仍然抱住“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不放呢？既是投票选举，无论差额或等额，得票必定有多有少，只能而且必须尊重投票人的意愿和投票的结果，任何人都无权改变排列次序。但我们有些会议主持者或有关领导机关，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权力，竟以为自己可以任意改变，而且也敢于这么做了。他们也许是被多年的旧习惯和旧观念束缚住了手脚，或者出于种种考虑，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仍然回到老路上去。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确实是一种顽强的、可怕的势力。
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名单，报上“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本来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则、因此也大得人心的事。过了两个多月，“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同年第三期发表同一名单时，却又恢复为“按姓氏笔划为序”，不少人看了都很纳闷，猜不透这一改所为何来？既已在报上公布，名单未增未减，又何必耗费许多精力变换一下排列次序，多此一举？于此人们又一次懂得，改革经济体制很难，改革上层建筑更难，至于改革自己头脑里的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就更加难上加难。
“作协”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的初春，我有机会去江南一行，过上海时，特地去问候巴金主席，同时向他转告大会上的盛况，简要地说，就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自始至终充满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气氛。巴老也为大会的顺利召开而高兴，赞同许多作家称此次大会为“第二次春天”，期盼社会主义文学出现又一次丰收期。那一个时期，文坛上确实迎来一片明媚春光。只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又一次风云突变，寒气袭来，责难四次“作代会”的噪音四起，连同“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理事会名单那么一件小事，也被人一再提及。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以为这件事并未做错，至今无悔。而且，自1987年起我已获准离职休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笔名勾起的记忆
大半生与报纸杂志结缘。中学时代开始胡乱投稿，后来长时期编副刊，编刊物，前后用过不少笔名，大约有二三十个。用得最多的是袁鹰，渐渐成为正名，直到如今。有的仅用过两三次，有的用得多些，大都随手拈来，没有太多含意。南京《开卷》主编董宁文君要编一本《我的笔名》，来信索稿。这是个好主意，肯定会编出很有趣味的书，也勾起我一些尘封多年的记忆，好似曝了光的胶片，仅仅剩下一些若有若无的淡淡痕迹。
先说“袁鹰”，大约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用的。初中毕业，不愿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继续升高中，很想远走内地去大后方，但是交通很不便，要穿过好几道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祖父和父母不放心，何况还要筹一笔路费和求学时的生活费，因而对我的愿望踌躇不定，实际上不同意。最后也没有走成。我在彷徨苦闷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中写稿，就想了这个笔名。学习鲁迅先生用母亲姓氏，鹰就是表达远走高飞，后来还派生出另两个名字，一是“高隼”，另一是“侯千里”（猿和猴是一家，苍鹰一飞千里）。在这之前两年，尚在初中时期，有一次向《学习》杂志投稿，请好友李延宁交给他的舅父蒋天佐先生，天佐先生是《学习》编者之一，大约出于鼓励，将那篇小文发表了。文章题目《我和文学》大而无当，其实不过是写些一个少年人如何对文学发生兴趣、读了些文学书籍罢了，署名“越人”，因为刚从沦陷的杭州避难到上海。那时期开始向《申报》副刊投稿，署名“裴苓”，现在已想不起何以会想出这两个并不怎么通用的字。
后来又常用“蓝羽”和“江水”两个笔名。大抵写散文用“蓝羽”，一来觉得这两个字比较美，二来刚学写何其芳、丽尼式的散文，“画虎不成反类犬”，有“滥竽充数”之意（“蓝羽”二字的谐音）。写诗时多用“江水”，是因为总爱古诗词中写到长江、黄河、湘江烟波浩淼透出的境界。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报刊蜂起，自己也开始编《联合晚报》副刊《夕拾》，写得多而且杂，署名亦如是。编副刊时，曾用旧诗词形式作打油诗讽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和社会弊端，署名“白乐夫”（诗）和“李浊照”（词），是从白乐天和李清照两位古人的名字套来的。诗用“感时仿古”名义套用唐诗。词里抨击时弊，直来直去，一点婉约的味道都没有，实在唐突易安居士。还写过一篇《枯树赋》，因为题目中有“赋”字，就套用南朝赋家庾信（字子山）而署名“庾子水”。1947、1948年间，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妇女》月刊写了些影剧评，也写过小说，以女性口吻，也就用个女性笔名“秦绣兰”。在一个学生刊物上写历史故事，署名“史镜”。后来几年用得多的是“梁汝怀”，因为一位姓梁的好友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不知一路是否安全，常常临风怀想，就在笔名上寄托思念。这个名字我比较喜爱，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还偶尔用它。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恢复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开辟副刊，每天一块版面，用稿量较大。那时强调政治性，提倡及时配合党的重要决策、中心工作和国内外重大事件，遇到时间紧迫、来不及约请作者撰写时，就由编辑自己突击完成，于是，杂文、散文、诗歌、小品、书评、影评、剧评，版面需要什么就写什么，完成任务放在首位，稿件质量先顾不上，署名更是变化多端。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点区别，比如写政论性的杂文，就署“郑歌”、“戈松”（正面歌颂），“沈潭”（老生常谈），“纪青山”（想起前人“埋骨何须桑梓地，男儿到处有青山”的诗句），写散文用“杜若湘”，写诗用“江水”，写影剧书评就署“陈心”或者别的。除了涉及对外交往或国际题材的文章，一般不署“袁鹰”名字。有点私心，就是避免引起熟人闲话，批评我不用别人稿件，却常发表自己的东西。有时版面需要紧迫，临时赶写几百字应急，署名“林碧”（临时逼出的）、“凌世步”（临时补上去的）。这种情况，在1958年后“大跃进”年代常常发生，上上下下头脑发热，处于狂乱状态，当报纸编辑、写诗作文的，自然也随波逐流，不在话下，浪潮过后，也就付之东流了。
近年参加《夏衍全集》的编辑工作，阅读文学卷和新闻时评卷时，就发现夏公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用过的笔名不下一百余，世所罕见。抗日战争年代编《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几乎天天要写长到一两千字的大文章、短到三言两语的杂感。上海解放后在《新民晚报》写《灯下闲话》专栏，也是每天一篇，随手写下各种不同的署名。他说过自己笔名虽多，有个原则，就是有姓有名像个正经名字，很少用不通俗的怪字。笔名虽是小事，也应该有群众观点。此话我不止一次听老人说起过，因而时常引以为诫。
小 跋
我从1945年底在上海开始断断续续当了两三年报社记者和编辑，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就到《解放日报》工作，1953年初奉调北京入《人民日报》文艺部，直到1986年底离职， 至今仍在报社领取退休工资。除了十年动乱中在“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