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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风-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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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每个热血男儿都想写战争,提到抗战作品,人们常常会窃笑那些雷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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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赵登禹路断想() 
(一)

    女儿考上了江南某大学。送她去报到后,我和妻暂时“解放”了,可以携手来到北京,看望了年逾九旬的大伯,流连在小来就神往的名胜古迹之中。

    吃罢晚饭,妻去逛她百去不厌的商场,我一人漫步街头。在我们住宿的太平桥路对面,都市霓虹闪烁处,就是赵登禹路。北京还有一条路叫佟麟阁路,8年前,在7。7抗战纪念日,央视《社会记录》栏目在佟麟阁战斗和牺牲的地方,当然现在是大都市北京的一处地儿,随机采访市民,但大多数受访者都不知道佟麟阁是谁?更不用说他们的英勇故事了。好的是,受访市民没有把佟麟阁当做隔壁卖豆腐的的老头,只是含笑答不出,没有闹出笑话来。

    抽完一支烟,我给女儿发了一短信,问她在干吗?她回复说,在用手机上网。我知道这几天她们主要是学前教育和军训什么的,功课还未开始忙。我又问,你知道老本家赵登禹是谁?过了好几分钟,女儿回复,赵登禹,抗战英雄。哈哈,她一定是刚从网上搜的!女儿的历史成绩不错,常自诩自己是那个留侯再世;以前在家,我和她时常玩这种历史问答游戏,一般历史问题是难不到她的,但抗战这段历史,不知是不是她们了解的太少?不久前刚高考历史得A的她,都不能及时、准确地说出赵登禹、佟麟阁是谁,何况普通市民呢?

    难道现在的学生们只热衷于在互联网海量信息的涌动中,寻找慰藉?还是那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幕不应该时常提起?我估摸着,是被那些抗战影视剧雷人的风刮晕了。

    秋夜北京的风,那么的凉爽。八年又过去了,那鲜血染红的大红门是不是就是现在那,白天满是拎着大包的人买卖货物的服装批发市场?都市行人的脚步依然匆匆,在行人匆匆的脚步间,是否还刮着60或70多年前,和这块同样土地上同样的风?风中是否还在依稀传送着他们的故事?

    一个民族不应该永远生活在苦难的记忆中,但是,一个民族也不应该彻底忘记自己曾经遭受的苦难。否则,苦难就有重新降临的危险。

    (二)

    说到学生,又想起一事:上世纪6、70年代,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新潮》风靡宝岛台湾。据说当时台湾的学生几乎人手一本。前段时间,我们大陆也翻印了此书。我网购了一本,读后,以粗通文墨之我之愚见,此书之所以能吸引大批台湾学生,除了蒋梦麟大家之作的洋洋洒洒之外,主要还是台湾学生对祖国大陆缺乏了解,觉得书中所描绘的祖国大陆的那段历史是那么令人费解和神奇。

    最让我记的是,《西潮。新潮》英译本序言中有一段饱含深情的话语:“中国既不是一个天神般万能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低能的毫无作为的国家。她是一群有感情,有思想的凡人结合而成的国家。他们有爱有恨;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成就,有失败;有时充满希望,有时陷于绝望。他们只是一群平平常常的人,世界人士不能对他们有分外的要求和期望。中国没有解决一切困难的万应灵丹,也没有随心所欲脱胎换骨的魔术。如果他已经有所成就的话,那也是平时以汗,战时以血换来的。”

    ——写在抗战胜利68周年、国家将抗战老兵纳入社保体系之际

第二章一个电话第三章他出发了() 
第二章一个电话

    北平的会议一结束,一与会者就匆匆离开会场。他一路没有和任何人招呼,径直来到一间无人的房间。他拿起黑色的电话筒,摇了几圈摇柄,拨打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他肯定很熟悉,他拨打时没有一点停顿,确认接通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他出发了!”

    第三章一辆伪装的车

    (一)

    1937年7月28日华北平原

    这本是个吃瓜的季节。

    华北的天气是炎热的,但常有阵风吹来。风中夹杂着泥土和麦草的的气息,不再弱弱的小粉蝶,在田埂边不知名的小花间飞舞着,皮靴踩踏的小草间时常蹦出几只褐绿色的蚂蚱来。

    南苑城边,大红门附近,有一大片麦田,麦田中间有一条公路,一马平川,只有公路旁边有一小高地。

    在小高地上,在新挖的战壕里,日军第七中队队长正举着望远镜,不断注视着南苑城里的情况。他的身旁,架着第三机枪中队的数十挺机枪,轻重机枪都有。特别是轻机枪,外形怪异,枪托全都向右倾斜着,太阳光照在上面,闪着幽蓝的光,仿佛要压住天空的淡蓝。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歪把子,日本人叫它九一式,因为是在生产于日本神武纪元2591年(即1931年)。其实用这种轻机枪冲锋起来,没有当时中国部队常备的捷克式轻机枪好使,但打伏击就没啥差别了。

    在机枪阵地后面的一,二十米处,是一排掷弹筒和迫击炮,这是中队长特意安排手下为之的,为的是大面积杀伤。因为联队长数小时前下命令时,一再强调赵登禹,赵登禹。

    赵登禹当时华北的日军都很熟悉这个名字,1932年的长城抗战,就是他的大刀队砍了不少日军的项上人头。。

    在小高地下的麦田里,还藏着一排战壕,这是为一次打击后,延伸射击用的。

    (二)

    下午的时候,鬼子中队长终于从望远镜里看见一支不小的部队,沿着公路开过来。

    队伍最前面是骑兵,骑兵的腰间都挎着马刀,身上不但背着不长的骑步枪,不少骑兵还背着把大刀。

    骑兵后面是一队步兵,他们有的也背着大刀。骑兵和步兵大刀柄上系着的红布,在风中飘舞着,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很是扎眼。步兵队伍后有三辆车,两部卡车,一部小车。那小车夹在两部卡车中间,甚至在车上还做了伪装。看到这,鬼子中队长吩咐了一下身边的小头目,他的意思不用写大家都能猜出,就是打起来,要重点关注那辆小车!

    三辆车后面还有不少部队,估摸着有2,3千人。

    日军队长一看,不禁有些慌张,如果让他们早发现有埋伏,分散开来,前队顶着埋伏的部队,说不好日军就被中国军队包围了,毕竟日军只有几百人。所以当中国军队离伏击阵地只有300米左右时,日军中队长才用力向下一挥手!

    (三)。

    在公路上撤退的正是中国军队第29军的部队,正由赵登禹师长率领从南苑防地撤下来。南苑原是29军军部,28日日晨,日军驻屯军步兵旅主力由丰台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向主力所在的北平方向的退路。守军被迫仓卒应战,利用营房周围障碍物及村庄为掩体,顽强抵抗,有些阵地失而复得。

    日军又出动30多架飞机与大炮轮番轰炸,守军无法展开,加之通讯设施被炸毁,指挥失灵。官兵苦战至下午2时,战死约5000人,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2000余人的部队守卫南苑。在敌密集炮火之下,处境极为不利。面对强敌,佟、赵两人决定誓死坚守,他们指挥部队英勇抗击。

    因当时的平津地区的“一把手”宋哲元心存与日军和谈的幻想,赵登禹是战前刚到南苑的,此时南苑驻军有第38、第132师各部及特务旅等共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7000余人。兵力不占优,当赵登禹到达南苑时,所部132师主力尚在涿县,途中,南苑防御部署尚未调整,亦未构筑防御工事,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点兵力中,其中有一团为学生团,所谓学生团就是平津爱国学生和流亡关内的东三省的学生组成的,日军突破的方向就是他们团的防地。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通风报信。

    战至下午,29军副军长佟麟阁的腿,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负伤。后又遭日军飞机轰炸,头部重伤,为国捐躯。赵登禹只能率领剩余部队撤退。撤退时赵登禹也已经负伤,只得坐在车里。

    (四)

    几千年来崇尚孔孟之道,把“中庸之道”、“和为贵,忍为高”作为座右铭的中国人,地虽广,人虽多,物和日本比起来也算丰茂,却往往成为一盘散沙,当时无法与小日本抗衡。要战胜这样一群疯狂得如同野兽一般的敌人,中国人单单依仗个人的不怕死还远远不够,必须把所有自己所有的民族精神作为黏合剂,使全体国民真正像钢铁般坚强,并把自己的队伍训练得比野兽之兵更凶狠,这样才能打垮敌人,获取胜利。

    而抗战初期作为主力的国军,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标准。他们长期进行的是新军阀和旧军阀,新军阀和新军阀之间的争斗,他们习惯于打政治仗,擅长搞合纵连横,鲁迅先生有一句诗表现的最为妥帖——“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这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殊死搏斗,明显是准备不足的!

第四章一场伏击() 
(一)。

    就在日军队长挥动手臂的刹那,日军的机枪几乎同时响起,几秒钟后,先是掷弹筒,后是迫击炮的爆炸声又夹了进来。

    警卫劝赵登禹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他不肯,反而试图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29军残余的骑兵,冲了上去,但这次,马刀和大刀没能招呼到鬼子的头上;特别是那两辆卡车和那辆经过伪装的小车,直接冲向日军的阵地,车上的士兵也一起开火,打中了一些日军。但卡车没有装甲,在冲到离敌阵地数十米远的地方,不是车胎被打爆,就是司机被打死,或被前面倒下的马匹拦阻,每部车上各有20多名士兵也逐渐全部牺牲。

    从后来战场情况分析来看,这是赵登禹将军在亲自指挥卫队反击。此时,敌军控制有利地形,而我方毫无遮蔽。193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座车,在陕西劳山遭到土匪袭击时,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警卫人员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来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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