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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将军的指挥在战术上没有错误，但是，日军火力远非土匪可比。三辆没有装甲防护的中国军车遭到日军第七中队和第三机枪中队的密集射击，结果可想而知。
日军边射击边接近被击毁的那辆轿车时，从车内发现一名身穿军便服的中国军人“端然自若”地坐在该车的后座上，前额和胸部均有弹孔，已经身亡。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找到了赵登禹将军的名片，身边的皮包中有赵将军给宋军长写的信，132师军官考绩表等文件。
发现将军遗体的日军小队长佐佐木中尉不敢怠慢，立即逐级上报中队长，大队长。后来，日军虽大势宣染南苑的战绩，但文稿中也不得不充满对赵将军的敬意！
赶来调查的日军很快在汽车旁边找到了腿部被子弹打穿的司机，他当时正趴在一边装死。根据审问，得知这名司机并非军人，而是商会的雇员，该车也属于商会的，战前连同司机借给赵登禹将军为座车。司机并证实后座上的便是赵登禹将军的遗体。
小队长佐佐木不再理会那个什么司机，他握着指挥刀，洋洋得意地和部队一起追击29军剩余的部队，因为他知道他将被写进历史，是他的部队，严格意义上讲，第一个在正面交锋的战场上打死了中国军队的师长（将军）。
（三）。
这场伏击，本来应该角色互换，该由作为抵抗侵略的中国军队，利用熟悉的地形去抗击来犯者日本鬼子。
这一幕的出现，一是因前文所提到的那个神秘电话，北平军事会议所定南苑驻军撤退的命令还未送到赵的手里，日军占领平津后的所谓“天津市长”——叛徒潘毓桂就将它密告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鬼子提前做了兵力部署；南苑学生团的防区位置也是有这个叛徒泄密的；在日军占领平津的战斗中，这个叛徒真是“劳苦功高”！
这个叛徒为什么能得到全部的情报，二就不能不说是当时平津的主帅宋哲元的优柔寡断了。
（四）。
宋哲元曾经是抗日最坚决的将领之一。当时的29军上下，以抗日热忱闻名于全国，这与军长宋哲元的默许不无关系。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取得了喜峰口、罗文峪大捷，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宋哲元也由此获得了，像征着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日本兵的钢盔上后来加了道可以上下活动的铁护颈，据说就是为了防备29军的砍头刀。
在宋哲元的率领下，29军战士吃饭前，要先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
29军还将袁世凯正式接受“二十一条”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每逢“国耻日”，开饭时馒头上都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有时还禁食一天以纪念国耻。
在这样鲜明的爱国教育之下，29军官兵的抗日情绪一直非常高。1937年春天，华北的“小委员”长宋哲元南苑搞阅兵，特地请来了驻北平的各国驻华的公使和武官来观看。部队走完分列式后，身材高大，军容整齐的军长宋哲元，在主席台对他们提了个问题：“学员们，我们当前的敌人是谁？”当时，宋哲元本来以为部队会齐声高喊——共产党。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受阅部队整齐划一，举手的举手，举枪的举枪：“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人！”此话一出，高坐主席台的宋哲元和日本官员面面相觑，十分尴尬。正是那次阅兵之后，日本人给29军下了这样的评语：“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
宋哲元本人也曾叹言：“我如果再不坚决抗日，怕是连29军的弟兄都不听我的了。”
在“七。七”卢沟桥中日开打之后的十多天里，宋哲元却没有像四年前那样下死令抵抗，而是一直对日军妥协，竭力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宋为什么前后有如此的反差？按现在我们历史的分析：主要是宋还是旧军人出身，开始没有地盘，会努力争夺。一旦成为了有队伍有地盘的“诸侯”，保存实力，绥靖主义思想就抬头了。底层将士抗战意志坚定，上级高官患得患失，这就是当时不少中国军队的壮况！
第五章一个文人一个汉奸（）
（一）。
正因为这种状况，一个本来几乎与战争过程没有啥联系的文人，却意外地成了中日南苑交战的关键人物。
在北平城中，某一胡同的深宅大院里，主人正在接待着一位神密的客人。名贵的鸟儿在高高的屋檐下，在不知何种金属丝和竹丝一起编制的笼儿里跳着、唱着。它们是大自然的精灵，它们可以通过风来感知未来天气的好坏，如果未来的天气好，它们就会倦怠些；未来天气不好，它们会叫得更欢一些，是提醒主人，还是同伴，注意未来的风雨？但它们无法预知的是空气中弥漫着人类的何种气息。
大院的主人叫潘毓桂——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他接待的来访者是，日本刚任命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的下属。现在时间是日军进攻第29军之前。
精致的杯盏中，名贵的茶叶经开水冲泡后；正冒着热气。一阵寒暄过后，来访者告知这个夹在日军和第29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潘毓桂，“大日本皇军”将对华北的反对大日本帝国的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动作。
来访者的这个通报，照一般人的想法，肯定会引起主人激烈的反应，一定会解释反驳什么的。但主人……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潘毓桂好像无动于衷，并反而倒有幸喜之色。也许他想到的是，他自己的机会来了！
（二）。
汉奸潘随后扶摇直上，当上了天津市伪市长，在日本鬼子的裤裆里，着实威风了一番！
在来自中日两方面的记录中，都明明白白地记述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日军在进攻南苑之前，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了第29军。
根据当时日方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通回忆，在预定27日开始进攻南苑的前两天，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授意一名下属，偷偷到一位和29军关系密切的中国要员家中，转达了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
根据后来香月清司本人的供词，这个夹在日军和29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就是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潘毓桂。
潘毓桂是北平城里赫赫有名的才子，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的义父，像所有中国文人一样，琴棋书画俱佳，当时过着奢华的生活。
而潘的另一个身份是宋哲元的知交至友。宋的父亲原为潘父的幕僚，两家人两代相交，友谊深厚，因此宋对潘信任不渝，视作亲信。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潘毓桂始终可以自由出入29军军部，参与最高级别的会议，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潘同时还收买了宋哲元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静，这样29军对日军来说，还有什么军事秘密可言？
中国的孙子兵法第一句就是：“兵者，诡道也。”这句话怕是中国所有的军事将领都知道的一句话。怎么会在进攻前预先通知敌人呢？这虽然不能说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是一个日本人自我评论、吹嘘的高明的“中国通”，但能够说明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敌人对了解中国当时各层次的情况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二）
但据记载，潘毓桂在抗战胜利后受审时，却对审判人员发表了一通自己的高见：自称他当时那样做，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真心为华北谋一出路。当时当时国民党南京政权对华北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都不是华北民众可以依靠的。而在他看来，华北当时的唯一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这样不但可免生灵涂炭，而且日本文明开化，华北如果与日本合作，就可以和平发展，甚至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在审讯和狱中潘毓桂一袭长衫，潇洒倜傥，神态自若，毫无愧疚之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汉奸”是有立场，有道理的。对29军的所谓“出卖”，就是为了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乃为了爱国是也，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绝对汉奸的这一番说辞，居然引起一些人的共鸣。甚至有人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称潘虽然误入歧途，但终是名流，且本心可嘉，大有“国士”之风，应当宽恕而使用他。同时，潘家上下打点，并请动著名律师洪旁吾进行辩护。在相关人员的上下努力之下，潘毓桂一度被从轻判处，并很快被保释，监外就医。连这样一个铁杆汉奸还要高一级的钢板汉奸，都能得到从宽待遇，其中幕后交易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抗战胜利后，所谓国民政府腐败的写照！也是解放战争为什么人民能迅速取得胜利的注脚！
但这些所谓同情潘毓桂的人都忘记了，由于他的无耻出卖，南苑中国守军几乎全军覆没，7000多抗日志士的血，二位上将的血，染红了他们深爱的华北大地。
第六章数次战机（上）（）
（一）。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清水节郎中队，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宛平第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二十九军当即作了应变准备，严阵以待。至晚，日军见占不到便宜，开始退去。
7月7日，日本鬼子借口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兵失踪，意图挑起事端。日军军官清水节郎及公然炮轰宛平城，并向国民政府守军第29军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
20分钟后，此失踪日本兵志村菊次郎归队。其实是他拉肚子去了，日军为掩盖真相，称这是“生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