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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冬季的到来，传播疟疾的蚊子逐渐减少，到1939年1月底，一度造成全校恐慌的疟疾开始得到控制。就在师生们为疟疾得到控制而高兴的时候，又一场灾难已经悄然而至。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和广州后，开始对桂林、南宁、贵阳等重要城市进行经常性轰炸。小小的宜山城上空，经常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日本轰炸机。一旦发现日机，宜山城里便会摇响警报。
专门有一个人，手拿手摇的报警器，一摇了后会嗡嗡响的，这个警报声传的地方不远，你一个地方听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听不到，你整个宜山城包括外面听不到，听不到。所以就挂灯笼在这个山上。
挂一个灯笼是预备警报，挂两个灯笼紧急警报，就这样子就告诉你们快点逃。
为避免给日军提供轰炸目标，宜山当地政府还做了特殊的规定。
一个规定是不能戴眼镜子，眼镜子是反光的。一个不许带电筒，还有呢，不许穿白衣服，或者接近白的淡的衣服。
1939年2月5日，农历立春，宜山天气晴朗。南国的立春此时早已显露出丝丝春意，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星期天，许多同学组织郊游野餐会，宜山的农民不断地看到浙大学生来到城外的小龙江边，或者附近的山丘上，野餐、合唱。上午，竺可桢和教务长胡刚复带着几个师生，前往宜山城南10公里的太平乡看望从广东逃难来的二百多名儿童。临近中午时分，宜山的防空警报摇响了。
那一天正好是中午的时候，学生们正在食堂里面，就是原来的标营，食堂在标营，正在吃饭，吃饭时忽然听见警报了，大家把筷子啪一下放在桌子上就往外跑。
因为2月4号听到广播是贵阳炸了嘛，所以那一天2月5号的话，大家都有警惕性的。
学生们跑得快就跑到小龙江岸上躲起来了。那个炸弹下来，有嘘尖叫声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马上要卧倒啊，还来得及的，卧倒以后炸弹炸起来啊，炸不到你的身上。
这个炸弹落在学生们的旁边，炸弹炸在泥地上面，泥土像树这样一把起来，资源和许多泥土盖在我身上，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受伤。
龙江边有许多天然的岩洞，这些岩洞成为浙大师生躲避轰炸的天然防空洞。
据回忆，我跟那个同学我说，我们躲在那个洞里面去吧，跑到里头去呢，那个洞并不大。我们进去了以后呢，看到里面有一条蛇，差不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手臂伸出来还要长一点，它在那里看着我们。那么我们两个人也看着它，它大概看我们有两个人，它也不敢来惹我们，我们也怕它，也不敢去惹它。然后等到轰完了以后呢，我们出来，我们也走了，相安无事，它还在里头。
据回忆，到时候跑得太快了，这个洞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沿着这个路上走，走到我不是讲有一个坟地吗，那坟地上面碑石，那东边照过来有个影子，我们就两个人穿着旗袍，两个人就躲在那个影子里面。那么炸弹，它来炸了三批，那一批走了以后，我们又爬起来跑，跑到听见飞机，看到来了，我们又躲起来了。
轰炸结束后，经过土木系学生的测量，日军在标营学生宿舍共投弹118枚，二至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全部被炸毁。
而且据有些回忆讲，那一天的轰炸很怪，来了以后，在宜山城区没有丢炸弹，直接就狂轰乱卸地，直接就奔着浙大来的啦。就是说有内奸，恐怕报告了浙江大学就在这个位置，日本人专门是冲着浙江大学来投炸弹的。
在这次轰炸中，宜山市民死伤5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共计损失3万多元，但师生无一伤亡。
王人龙后来说笑话嘛，说这个日本的航空员都是斗鸡眼，都是斜眼，眼睛斜的，斜视的，对不准。其实，对准没法对准，不可能一个人扔一个炸弹，它是炸弹一大批下来。
这里面有一个插曲，他们原来班上有一个，工学院的同学叫孙华，无锡人，他是神精病了，不知道怎么样得来的，那时候没有办法管理他的，把他隔离在农场里边哪一个房间里，关在里边。经过这次大轰炸以后，他忽然跑出来了，说好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样子，没有死一个人，反而还得了一个人，病好了。
尽管在这次日军的轰炸中，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无一伤亡，但是轰炸留下的困难却无法躲避，许多男生的衣服和被褥在轰炸中被大火焚毁。这些被毁校舍的照片都是竺可桢亲自拍摄的，整个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时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竺可桢的相机。当天晚上，宜山城里城外到处弥散着硝烟的味道，如何睡觉成了男生们的最大问题。
据回忆，那么因为被子、褥子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就没有盖的了，马上学校里就发动互救，特别是教师还有一些学生，自己有多余的被子拿出来给他们睡，有地方腾出来可以让他们住。所以没有引起慌乱，也没有引起教学次序的不能维持。
广西宜山遭到轰炸的两周后，湖北宜昌市区遭到更大规模的轰炸，死伤千人。农历元宵节后，中国从南到北的许多地方遭到日军大规模的空袭。元宵节当天，河南郑州遭日军轰炸，死者遍布街头。一个月后，江西南昌沦陷。
据回忆，因为当时警报很多，警报很多并不一定每次都轰炸，实际轰炸的次数比较少，但是你又不能够不躲起来，那么都是疏散到郊外，疏散到郊外，你一等就一两个钟头，这个时间浪费掉很可惜，那么有的老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躲警报的时间，来给学生讲课。
据回忆，所以浙大数学系当时苏步青先生他们就提出来，干脆咱们就在防空洞里面，山洞里面上课吧，那么章用先生，就是章士钊先生的公子，当时也是浙大请来的年轻教授，他上课的时候黑板没地方放，他就让学生说，挂个绳子把黑板挂在我脖子里，咱们照样上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浙大坚持了正常的教学。
这一年，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定校训为“求是”二字，并请马一浮围绕求是校训，创作国立浙江大学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
据回忆，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
据回忆，1939年正是浙大西迁到广西的宜山，是浙大整个西迁过程当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有疾病、瘟疫的侵扰，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当时生活艰苦、医药断绝，教师和学生都人心惶惶。有的教师不辞而别，有19个学生是从泰和迁到广西宜山的时候，受全校学生老师的重托，押运图书仪器设备，结果他们在途中出现了集体逃跑的，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竺校长对浙大做出最伟大的贡献，也是西迁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确立了一个求实校训，它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浙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支点。
在办学最艰难的时期，国立浙江大学适应东南各省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决定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下设文、理、农、工四个学院的龙泉分校先后招生七届。分校从1939年开办，延续到1945年。
日军轰炸宜山国立浙江大学的消息很快传到广西省会桂林，正在桂林师范学校教书的浙江籍画家丰子恺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同时丰子恺做出一个决定，接受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去流亡中的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临行前，丰子恺在桂林的朋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欢送会上，丰子恺对大家说：“浙江大学是我故乡的学校，它对我有着你们不能想象的诱惑力。”
1939年4月8日，广西宜山，城外的桔子花已经全部盛开，农民正忙着收获油菜籽。正午刚过，城里响起了这一天的第二次防空警报。宜山城的东门外，早已不见了贩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和收菜籽的农民，一辆载着十几个人和大堆行李的卡车被守城的警察挡在城门外，车上立着一位胡须长及胸口的男子，这个人是正准备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的画家丰子恺。
两个月前，搬迁到广西宜山后的国立浙江大学，遭受了一次最惨烈的轰炸。此后，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宜山城里所有的人都会格外紧张，迅速躲入藏身之所，刚到宜山的丰子恺一家，不了解情况，一时间手足无措。由于被拒绝入城，丰子恺只得让卡车司机调转车头，原路后撤了数公里，在路边的一颗大树旁停下来。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这一天也坐在这辆卡车上。
据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回忆：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我们还没进城呢，说是警报，然后肚子很饿大家，因为盼望到了宜山以后就可以吃上饭了，后来就怎么办呢？就逃了，逃到远远的地方。幸亏有一点粽子，4月5号动身，所以呢有粽子吃，那时候粽子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裹嘛，我们大概也是防到有什么意外，所以带了一点粽子。
这一天的经历，丰子恺在7年后的散文《宜山遇炸记》中不无调侃地写道：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气晴朗。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的野餐来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
到达宜山的首日，丰子恺一家遭遇两次警报，直到天擦黑时才得以进入宜山城。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出生在江南小镇，浙江崇德县石门湾。16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便是后来被称为弘一大师的李叔同。日军占领上海后，丰子恺一家不得不离开石门湾，一路向西流亡。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到达桂林，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其间，他在老家崇德的房子，缘缘堂，被日军炮火摧毁。1939年3月，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