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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风-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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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球是真空;大气压的这个,在历史上面就是两匹马在那儿拉,他也在那儿通过人,你自己来试试看,真空以后你能扯得开扯不开。

    那时的遵义是比较落后了。但浙大这里还有一架飞机,学校里有一架飞机,这个到了工程师节那天是,遵义老百姓人山人海,到那去参观。

    当地的民众感到稀奇了嘛就是,就是这样回事,因为好多东西他们没有看到过,像日光灯当时许多城市里都没有,他们哪里看到过。

    每当遇到这个工程师节,和进行这个科普对外这种展览的时候,是非常慷慨的,竺校长在这一点上,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让各个系绝不吝啬,要让更多的民众来学习科学、了解科学,同时也了解浙大,支持我们浙大办学,实验室开放,他觉得实验室开放日,就是在工程师节的时候,各个系的实验室都是对外开放的。

    一天,物理系教授束星北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少年,其中一位是束星北教授的侄子束慰曾,另一位则是刚刚来到湄潭的化工系新生李政道。

    因为李政道和束慰曾两个人是同班同学,两个人也是要好的朋友,在一个假期的时候,束慰曾带着他到自己的叔叔家,这样认识的束星北。

第六十九章别样的长征(17)() 
李政道192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李骏康靠生产经营化肥发家致富,也就是说是化工企业家。

    在家中排行第三的李政道从小喜爱读书,国立浙江大学是他年少时心仪的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刚满15岁的李政道不得不只身离开上海。经历了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两年流浪生活后,他经福建、江西、两广抵达贵州,在贵阳参加了1943年夏天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并最终如愿以偿地考取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他之所以读化工系,这本是他父亲的要求。

    李政道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心底里非常希望儿子能子承父业。

    但是入校一个月后,李政道却做出了一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从浙大的化工系转到了物理系。

    李政道当时因为是一年级新生,按照学校的安排,他必须去距离湄潭15公里的永兴镇校区。永兴镇是一个小集镇,全镇只有短短的一条街,两面是破旧的房屋。

    浙大一年级的校舍主要分布在镇上的两个会馆里,就是江西会馆与湖南会馆。

    这一年,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也被安排到永兴,教授低年级学生的基础物理课。

    束星北教授的讲课非常有特点,一个就是他从来不用什么讲义,很少在黑板上写什么概念或者定义,就是在教室里走来走去,随随便便地谈,而且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大家所能看见的,甚至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他讲到高兴之处了呢,一屁股就坐在哪个学生的桌头上,就那么侃侃而谈,或者一堂课经常和一个学生在这儿争论一个问题,争论来争论去这一堂课可就结束了,按现代教学理论来说,他这属于是启发式教育的方法。

    李政道在听了几次束星北的物理课之后,便开始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李政道经常主动提问,这个化工系的学生引起了束星北的注意。

    束星北当时就感觉到了他像物理系的学生,也没有这化工系的学生对物理的这种认识,这种思维能力,强或者深,灵敏,敏感。一个就是束星北当时感觉,以后,束星北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时候,一个这个学生他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他来区分这个层次的时候就感觉到,一般的学生实际上都在求知,说李政道这个学生呢,他是求道。

    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第七十章别样的长征(18)() 
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王淦昌教授开课的时候呢,束星北教授也就坐到学生下面去听,这个束星北教授开课的时候,王淦昌教授他也在下面听。

    每一次上课都有学生读一本书,做报告,然后经过大家讨论,争论的不得了,两个教授老师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说王老师的观点跟束星北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束星北老师不服输,王老师也不服输,两个人就在课堂上争起来,甚至争着争着在桌子上,拍桌子啦,大声叫,当然不会到了打架程度了,不会了,但是同学们感觉到非常严肃地看着他们两个老师吵。

    据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或上过这两位教授的课的同学回忆:束教授声音大,他那个嗓子多粗啊,但王教授声音也蛮大,不过束教授声音大,他因为他个子大,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大,本来就大,但是学生们听得出来,就是两个人都不太服输。

    但是,争论归争论,争过以后好朋友,照样喝茶照样喝酒,但是课堂上的话,那是一步也不让。

    在听了几次束星北教授与王淦昌教授争论激烈的物理讨论课之后,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转系的申请得到校方的同意,于是李政道经常跑到湄潭的双修寺阅览图书里看书。看得久了,李政道就忘了时间。

    夜深了,干脆枕着一本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的合订本,睡在双修寺。在双修寺外,是好大一片碧绿的茶场,夏日里,整日飘着淡淡的茶树叶香。那时真属于抗战中的世外桃园了。

    李政道虽家境富裕,但两年的逃难的生活已让他脱尽了身上的娇气,但永兴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实在太差。从1941年开始,大后方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浙江大学的公费餐一桌八人,早餐只有稀饭、黄豆,中餐和晚餐通常是两碗油盐不足的素菜。

    一段时间公费餐费用太少,物价涨的很厉害,只能把饭煮好,供应学生们,但没有什么菜。

    就是有菜,盐也不够,贵州盐很贵,油就更不要讲了。

    学校的校工们就做起个小生意,他们买几块肉,拿最便宜的猪头肉,他们就做成大肉,切成一片一片,用酱油把它煮起来以后。那个时候是两分钱到五分钱一片,口袋里有的时候有钱,可以星期天,或者一个星期有两次一次,去买这么一片、两片,真叫做打打牙祭。女同学说男生们吃饭多,就说他们是饭桶。但是女同学用水多,用水多嘛,她要洗洗嘛。学生们在湄潭的时候,女同学那个寝室在那个山顶上,男同学在山底下,她们从山这边翻越回来,要提着两个水瓶,三个水瓶,提着回去用,有时候一不小心摔了,水瓶就打烂了。

    有的男同学就恶作剧地就笑,客气点,我就帮你们提水了,说她们女生是水桶,谁叫你们说我们男生是饭桶的?

第七十一章别样的长征(19)() 
李政道被安排住进会馆二层楼的厢房里,一个通间住了30多人。永兴没有电,晚上只能点桐油灯,每人每月发一斤灯油,在拥挤的宿舍里自习,光线很差,李政道感到很不适应,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读书的好去处。

    有一天,李政道一个人从街上走过的时候,就看见茶馆里有些人,有学生在那里读书,有学生在那里,其实那些学生在那里,不是在那里喝茶,主要就是在那里看书,他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办法,然后他也参加了。那老茶馆就是你买一杯茶,可以你一直坐下去,没人管你的,然后这个老板会,这个伙计经常给你加加水,然后他们实际上买,就是买一个座位。

    覃廷贵据原湄潭瑞生茶社老板的儿子回忆,浙大学生都爱到茶馆里来坐坐的,我家茶馆楼上是挨着大街的,全部是敞着的,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光线好得很,所以他们都爱在楼上去,又清静,又没有其他人,我看他们浙大的学生,读书刻苦啊,茶钱都不要他的,不但不要茶钱,有时还要请他们吃饭,真是这样的,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的朴实憨厚。

    覃廷贵的父亲曾是湄潭当地有名的乡绅,在永兴开了一家茶馆。

    湄潭是中国古老的茶区之一,在湄潭周围和永兴地区,都有大面积的茶场,茶楼生意也非常兴隆。

    1939年9月,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国茶叶公司在湄潭联合成立中央实验茶场。半年后湄潭成为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的一个校区,农学院的刘淦芝教授,担任了中央茶场的场长,学校协助政府建设了占地约200多亩的中央茶场试验地。

    在试验过程中,刘淦芝将杭州龙井茶的制作工艺引入湄潭,试制出优质龙井茶,还培育出新品种“湄红”,化学系主任王琎曾在《试新茶》一诗里写下了“许分清品胜龙井”的诗句。

    由于盛产茶叶,覃廷贵父亲开的茶馆,茶水钱很便宜,掏一碗茶水钱就能在茶馆里待上一天。

    那时候的茶便宜的很,又是在产茶区,可能就是一个铜元吧,以前是用铜元。

    又有茶喝,光线又比较好,又在那个楼上或者楼下比较宽敞的地方,比寝室好多了,寝室里你看我坐在床头,这里就是一个小自习的地方,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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