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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茶喝，光线又比较好，又在那个楼上或者楼下比较宽敞的地方，比寝室好多了，寝室里你看我坐在床头，这里就是一个小自习的地方，你要转身的话就转到别人家床上去了，很不方便，你到茶楼以后就比较宽一点了，这是一，第二我们大家休息的时候要打打桥牌，现在打百分啊，那时候我们就打桥牌，找个地方打桥牌，你寝室里不好打啊，床上打，所以茶馆里很方便，四个人一坐，四杯茶一泡，那么就打桥牌，可以打上一两个钟头，所以大家对这个茶馆啊，是我们的业余，就是上课、自修以外的最好的活动场所。那么茶馆老板，永兴的那个老板姓覃，那个覃老板对我们很好，有时候你在那里吃了茶以后，你没有钱你也可以走，明天我来付，他就说明天付钱，他一般认识我们这些人的。
后来的李政道博士，当年在永兴的时候，也就是在覃家的茶馆里头坐坐并学习，因为我们和他和茶馆店关系，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好的很。他一天泡一碗茶，一天到晚就是这碗茶，要喝了再走。店家也不计较这些。
第七十二章别样的长征（20）（）
1944年的夏天，完成了一年级课程的李政道，从永兴搬到了湄潭。这个时候，国立浙江大学在湄江西岸租用了200多亩土地，开辟浙大农场。
时值盛夏，采茶季节已过，附近茶园里一片寂静，但农场里新近推广种植的马铃薯、蕃茄和洋葱，都已成熟，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暑假开始后，李政道几乎天天待在双修寺的物理系阅览室或实验室里，这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向束星北和王淦昌请教。王淦昌也几乎天天泡在这里，他正在研究探测中微子的办法。
20世纪30年代，粒子物理学家对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感到不解，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了存在着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验证。这一时期，王淦昌一直关注着中微子探测的进展。1941年，他想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办法，但由于双修寺物理实验室的条件实在有限，他没有办法亲自动手探测，便写出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寄往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物理评论》杂志于1942年1月刊出了这篇论文。
在湄潭，王淦昌不仅因为研究中微子而声名鹊起，还因为在研究中微子的同时去乡间放羊，而被湄潭人称为羊倌教授。
到1943年的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迅速贬值，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生活费用暴涨103倍。国立浙江大学的教授们住在小城湄潭，比起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日子还算好过些，但家中人口多的教授都要搞些副业，才能糊口。看到数学教授苏步青自己种菜，王淦昌的妻子决定饲养奶羊，以补充家人的营养，放羊的任务交给了王淦昌，他乐此不疲。
放羊这事一举两得。一，奶羊产奶能够帮助他增加营养，增强体质；另外，奶羊要吃草，要到处去放牧，他自己就牵着它，在湄潭转来转去。
王教授穿了个袍子，牵着个羊，他还欣赏欣赏这个风景，他说挺好，在外面空气也好，所以他也蛮高兴的。
记得有一天嘛，天黑了，结果羊回来了，羊自己已经跑回家了，王淦昌没回来，王淦昌没回来，这个王淦昌夫人就老到门口去看看，怎么搞的，很晚了，王淦昌回来了，夫人就问他，羊呢，啊呀，王淦昌想起来，羊还丢在山上，羊还丢在山上，他说他要去找羊，夫人说，羊早回来了，说你在哪呢？然后那天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时候的交通非常地不方便，通讯也不方便，然后浙大还订了许多国外的、国内的一些学术杂志刊物，这种学术杂志刊物是隔一段时间来一下子，隔一段时间来一下子，来一次就是一堆，来一次就是一堆。那天正好来了一些资料，王淦昌看啊，看啊，看入神了，他也忘了，不光忘记了回家，当然更加就忘了羊了。
在湄潭的十字街头，牵着奶羊的大学教授王淦昌，一边走一边思考物理学的前沿问题，由于没有进行实验的条件，关于中微子的探测方法只能依靠脑力。
王淦昌的论文在美国发表5个月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就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实验报告——《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
美国青年物理学家艾伦就是按照王淦昌先生的思路，成功地探测到了中微子的踪迹，这是当时是一个轰动世界的事件。艾伦也在他论文里面明确的讲，我的这个发现，所依赖的就是王淦昌先生的思路。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在1947年发行纪念刊《近百年来科学之进步》，王淦昌被列为贡献人之一。40年后，美国科学家莱因斯首先发现中微子，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此王淦昌曾感叹说：“那时我只有三十几岁，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但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设备条件太差，许多好的思想和理论无法进行验证，如果条件能够稍为好一点，我相信我们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与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的王淦昌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后，他的学生李政道会为自己弥补终生遗憾。
第七十三章别样的长征（21）（）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35岁的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然而，李政道在1944年的一个选择，差一点让他与后来的诺贝尔奖无缘。
1944年的那个夏天，李政道来到湄潭后不久，得知了母亲已从上海移居到重庆的消息。贵州紧邻四川，路途不是很远，李政道便前去看望母亲。回程的山路上，他乘坐的卡车失事，李政道背部受伤，被学校接回湄潭养伤。养伤期间，他得到了束星北精心的照料。
李政道去过束星北教授家几次，束教授都是很热情款待的。那时物质条件是那样的缺乏，特别是有一次，束教授家好不容易搞到一只鸡。能吃上个鸡呀，几个孩子都很馋，那时候小嘛。但束教授却把鸡腿给了李政道吃，而自己家的孩子没有鸡腿吃。那时束家的孩子小啊，所以印象很深。他们当时很气愤，心想，为什么不给我们吃鸡腿？我们是你儿子啊，没有得吃，而给他一个学生吃。现在我们就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这些教授们太爱才了。他们大概当时发现了，李政道有天才，所以对他特别地照顾，他们把自己的科学梦想寄托在一个学生的身上了。
国立浙大的老师对李政道的关爱，使他永远不能忘怀。
不久后，束星北教授接到国民政府军令部邀请，让他担任技术顾问，研制高科技军工武器，一心要科学报国的束星北就去了重庆。
这时候，全面抗战进入第七年，日军发动豫中会战、长衡会战后，又在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发动桂柳会战。
中国军队第4战区，在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下，以桂林、柳州为中心对日军进行防御作战。与此同时，中国援缅远征军方面传来消息，特种兵严重缺员，国民党政府随即发出10万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就是十万青年，十万兵的运动，当然这里面有为小蒋接班储备人才的影子。
这场运动波及到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说是大多数，那时在全中国未沦陷区，也能有几所大学？在国立浙江大学内，一批学生决定弃笔从戎，参加青年军。
李政道当时和普通民众一样，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嘛，是在这种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他是已经报名参加青年军了，是准备投笔从戎了。
一天，王淦昌教授收到一份从重庆发来的加急电报，发报人是自己的同事兼好友束星北，尽管王淦昌此时已是物理系主任，但束星北还是几乎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要看住李政道！”就在几天前，李政道写信告诉束星北教授，说自己要参加青年军，到抗日前线去。
当时束星北教授已经在重庆了，在国民党中央军令部里，在那里研制雷达呢。他听到李政道准备参军的消息以后，他是马上打电报给王淦昌教授，让王淦昌教授看住他，说这个年轻人不能当兵，谁都可以当兵，他不能当兵，一定给我留下来。
第七十四章别样的长征（22）（）
王淦昌教授收到电报后，马上把受伤还未痊愈的李政道接到自己家中养伤，轻易不让出门，并苦口婆心的加以劝说，这才断了李政道从军的念头。但是，身在重庆的束星北教授依旧不放心，他最终决定把李政道接到重庆。李政道伤势痊愈后，在束星北推荐下，进入了在昆明落脚办学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师从束星北的好友，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继续攻读他心爱的物理学。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李政道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1岁那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离开浙江大学53年后，在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李政道感慨地说道：“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1944年10月22日，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开来了一辆当时当地很罕见的小汽车。
驾车的是一名英国人，名叫李约瑟。他的身份是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副驾驶上坐的是他44岁的妻子李大斐。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李约瑟原名约瑟夫？尼达姆，1900年出生在伦敦，23岁时获得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思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又以研究生物化学而闻名。31岁时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