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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离开农学院后，带着妻子李大斐再次跑到唐家祠堂里的生物系实验室，与生物系的贝时璋、谈家桢等几位教授讨论生物化学的问题。贝时璋研究的细胞重建课题和关于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转变的课题，引起李约瑟夫妇强烈的兴趣，这一次的谈话直到深夜，双方都没有结束的意思。最后，李约瑟决定，再多停留一天。
李约瑟夫妇在湄潭的最后一天，竺可桢颇有创意地将他们请到湄江边的观音洞内。
观音洞外是占地约200多亩的浙大中央茶场试验地。竺可桢特地用学校自己研制的“湄红”茶来招待李约瑟。
离开遵义前，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第七十八章别样的长征（26）（）
苏步青老先生在他近90岁的时候，到浙大来做了一次给师生的演讲。他当时就回忆起当年他亲耳听到李约瑟称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但他紧接着说，我希望能够在多年以后，你们到西方去访问，人家会说，西方的某一个大学会是西方的浙大。
但就在李约瑟离开后不久，被他称赞为“东方剑桥”的国立浙江大学却遭遇了流亡以来最大的困境。
1944年12月2日，日军沿黔桂铁路进攻至贵州独山，贵阳告急，贵州省政府下令紧急疏散，逃难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所在的遵义和湄潭顿时处于了战争的前沿。
日军占领独山后，竺可桢发电报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要求指示应急办法，并拨发应急费用，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国立浙江大学撤消，合并到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从军。
战争又一次把已经历了五次搬迁的国立浙江大学推到了濒临解散的绝境。
12月11日中午，收到教育部回复电报后的竺可桢心情复杂。他在日记里写道：从我个人着想，从此可以脱离苦海，的确是件好事。但为浙大着想，如此下场，却很不情愿。
竺可桢校长当然是绝对不想解散浙大，即使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哪怕我带着学生上山打游击，我也绝不做解散浙大之人。
当天下午，竺可桢校长拨通了国立浙江大学在浙江龙泉的分校校长陈叔谅的电话，请他通过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说服蒋介石保留浙大。在陈布雷的努力下，蒋介石大概后来想想不对头，把当时最后一点科技储备人才，都拉上战场的话，国内国外会怎么看？他遂同意了竺可桢的请求。
就在师生们为国民政府撤销解散国立浙江大学的命令而高兴的时候，从重庆又传来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曾担任浙大学校训导长的政治学家费巩教授失踪了。
1945年，费巩准备趁休假期间，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等做了一番实际考察，其中涉及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这一年2月，他在由郭沫若起草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进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应立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反动法律、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进言共有312位文化名人签名。
这些文化名人签了名以后，报纸上发表了，结果国民党当局发现后，还得了，300多人啊，全是文化界的名人啊，将会影响多少年青人啊！在重庆还想组织联合政府，这不是想造反吗？
国民党当局就试图劝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叫他们登报声明退出这个签名。那么当时呢，费教授就又发表了文章，在哪里发表现暂未查清，发表了文章，痛骂这些小人是怕死鬼，那么这样一来更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了。
第七十九章别样的长征（27）（）
费巩教授只因为写文章就引来杀身之祸，说明看似团结抗战，而国民党当局一刻也没有放松其独裁统治。1945年3月5日的凌晨，在距抗战胜利不到半年的时刻，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千厮门码头秘密绑架准备去复旦大学讲学的费巩教授。费巩教授先被关押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后被转移关押到中美技术合作所看守所，最后惨遭秘密杀害，尸体被丢入硝镪水池销毁灭迹。
费教授一家子人都在等着，孩子在盼望父亲的归来，等到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回来了，还是见不到，见不到父亲的身影。就是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外面下很大的雨，弟弟和姐姐两个人放学回来，穿了雨鞋，撑了雨伞回来，一进门就看见费教授的夫人，他们的母亲哭得像泪人一样。
直到抗战胜利后，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还不知道那位帮学生消灭臭虫的费巩教授已经遇害。
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中共方面要求释放的五名政治犯中还有费巩的名字。三十二年后，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1945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
8月16日，遵义出现了少有的晴天，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一片宁静。晚上十点，遵义城里突然响起震耳的炮声。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中国军队庆祝胜利的礼炮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重庆传到遵义，遵义城里充斥着鞭炮声。
鞭炮声刚刚停歇，遵义城内礁窝井9号，竺可桢校长的寓所外突然传来吵杂的人声。
学校首先通过电台，浙大自己的电台收到消息以后，学生首先就想到的是告诉校长，所以马上就是何家巷的学生一出动，那么就大家互相一传，转告，学生大家都涌向礁窝井，敲开门就告诉校长胜利了，有学生冲上去，大家就把竺校长抬了起来，从住的那里就抬到城里面搞游行了，一直搞到天亮才歇。
年过50的竺可桢，因操劳过度，体重只剩下103斤了。兴奋之余，竺可桢校长想到，要尽快把学校迁回杭州。他马上启程返回杭州，准备视察原来的校舍，为回迁做准备。但是到了杭州后发现，许多校舍在日军占领期间已被损毁，需要大规模修缮，学校回迁的计划只能拖后一年再议了。
这一年，在著名的英国《自然》周刊上，李约瑟发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文中记述：在重庆与贵阳之间有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可以看到科学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情景。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李约瑟接到调令，赴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李约瑟返回剑桥，并最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此后，李约瑟又多次访华。1993年，李约瑟被中国科学院选为首批外籍院士之一。
第八十章别样的长征（28）（）
一
国立浙江大学从1937年11月离开杭州，开始独立西迁，几经周折，历尽艰辛，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后到达了贵州遵义地区，并在此落脚，开展了数年教学和科研工作。
他们搬迁的路线，和当年红军长征的路途非常相近。流亡途中，浙江大学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直至1946年9月才重返杭州。这段西迁历史，后人称之谓“文军的长征”。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学迁校累计达100多所，迁址次数达200多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但当时整个国家的落后，也是显而易见的。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五所中国顶尖学府在全国进行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大名校联考。此即民国五大名校名称的来历。当时也只有这几所高校各方面还算说得过去。
八月间，各地试卷集中于南京中央大学校园评阅。时有日本飞机飞临南京进行野蛮轰炸，阅卷工作受到极大的干扰。虽有高志航等飞鹰大队的英勇杀敌，但中央大学图书馆、大礼堂和科学楼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毁损，科学楼没有击中而炸毁了化学实验室，猛烈的轰炸使国立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倒塌，特别是参加阅卷工作的教授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由此拉开各所大学文军长征的序幕。负责组织这次评阅试卷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国立武汉大学的曾昭安等人安排阅卷完的教授们尽快离开南京。
为躲避战火，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后迁至云南昆明，国立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国立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
在滇8年的西南联大共培养了两千余名学生，再加上浙大和其余学校毕业的；还不如现今一所大学的学生数！就是这区区几千人；成为了战后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楚翘。他们其中有一百七十余人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李政道、杨振宁两人获诺贝尔奖，四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八人毕业于西南联大。
这也是国民政府留给新中国的最大一笔人才遗产。
二
抗战胜利后，美国邀请当时中国各行业的科技精英约一千多人，去美国从事研究、学习和工作，俗称“千人计划”。
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欧美的上述＂善意＂；多少有点想在二战结束后；收罗各方面人才的影子在背后。
三
时下，有的文章甚至直接把“文军的长征”和红军的长征相提并论，是否描写过度？这大概是有的文人，又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