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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不从一般的历史观出发，而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皖南事变”时，就发觉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这是不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意志而转移的悲剧，它产生的根源，本质上还是来自国共双方的抗日策略。
延安在1940年5月4日发电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
10月19日，中国军队最负责人蒋阿拉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此电系要求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的命令。11月19日，延安答覆：“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调往长江以北。”何、白先后于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7日发出皓电、齐电，勒令新四军限一月时间移向江北，最后的期限确定为12月31日。可新四军部与延安的电文往返商量的结果，却是过了这个期限才走。这一拖，便拖出悲剧来。
第一百九十三章皖南悲歌（2）（）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佳电＂，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同时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共方面愿意委曲求全，将在皖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转移到江北。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等人，对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出指示，要求新四军军部应乘此时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11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项英：＂（一）希夷（叶挺字）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皖南需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你们报告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挺军长于11月上旬亲赴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洽商皖南新四军北移事宜。
十…月九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启程到上饶，谒见当时的新四军的顶头上司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切有关北移的问题。他们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皖南事变的幸存者都回忆说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军长与国民党当局商定的路线。
新四军军决定北移后，＂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民党军队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
后来新四军从茂林到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北上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军长在上饶同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北移问题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当局所指定和保证安全的路线。
叶挺军长亲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我军北移问题，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新四军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
顾祝同当时甚至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等等。
此外，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岳星明也回忆说，他提出并经顾祝同大体同意的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从新四军云岭驻地先向南经旌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
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皖南新四军移动时所走的路线。岳星明是顾祝同的心腹，参与戎机，曾代表顾祝同主持召开徽州军事会议，部置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他的回忆与傅秋涛等同志的回忆相吻合，更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另外，陈毅在1944年8月写的《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叶挺军长于一九四Ο年十一月，得着北移命令。于十二月初，亲往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面商路线。经顾祝同同意，由皖南动身，经过苏南渡江，移往苏北。＂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认为，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是叶挺军长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的路线，国民党方面事先是完全清楚的。
第一百九十四章皖南悲歌（3）（）
1940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皖南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地区，以局部的让步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缓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势，使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迎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在给项英等人的指示中，只是从原则上和大的方向上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作了规定，至于新四军是从繁昌、铜陵间渡江到无为地区，或先移苏南，再移苏北，都没有指定具体的北移路线，为的是给皖南新四军的领导人以自主权和临机处置权，以便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和敌情变化决定部队的行止。当时，可供皖南新四军选择的北移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经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到无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至皖东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开始，军部通过这条路线向江北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叶挺军长于1939年5月到江北视察，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所经地区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和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要经过五十余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
第二条路线是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有利的方面是：路程也较短，沿途设有许多兵站，群众基础较好，同时苏南我军可以接应。不利的方面是，需要经过国民党军108师的防地，国民党方面只同意我非武装人员据此线北移，而不同意我战斗部队沿此线北移。1940年12月初，皖南新四军后勤机关人员一千七百余人即循此线辗转北移经苏南到苏北地区。
第三条是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再到苏北的路线。这条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的路线。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国民党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都很不利。但在国民党同意我皖南新四军部队沿此路线北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完成对我进行＂围歼＂部署的情况下，只要我军行动迅速、坚决，由此路线胜利北移也是完全可能的。
开始，皖南新四军是准备按往东和往北两条路线转移的。1940年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经我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利（仅有一道封锁与长江），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我们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即刻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11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项英：＂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同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并周恩来、叶剑英：＂我明天开始设兵站，由泾县至竹箦桥与二支队联络，即运动资材及工作人员。＂同时表示＂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兵力留后结集，大部密渡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