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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说教故事而不是小说，那么人们就必须得问这个道德故事是否得到了充
分论证了。人们总在明显的范围内探求它的深度，我认为人们可在描述法官
奥顿孩子死的那段既可饰又极感人的文字中找到这种深度。这个孩子的死是
整本书中所有死亡的中心点。因为死的孩子是个纯粹无辜清白的受害者，他
的死便向宗教观念提出了挑战。此外，它还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出了社会邪恶
问题。
天主教牧师潘纳路克斯所的两次布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来，都只是虚假
的表面痕迹，真正的寓意来自于在瘟疫快结束的时候塔卢所做的仟悔。塔卢
讲述了他是如何成长，并因为意识到已定形的社会是建立在诋毁破坏基础之
上，而将自己看作是该社会的敌人。他融人到了为推翻这个社会而奋斗的政
治力量中去：“无容置疑，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得到死刑宣判。不过，有人
告诉我，这些对于建立起一个不存在谋杀的新世界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直到
那天，当我目睹了一个人死去的场景——是汉格瑞——我年轻时体味过的那
种让人晕眩的恐惧又使得所有的东西在我眼前旋转起来了。”
在这个时刻，塔卢显然处于凯斯特勒《到来与离去》中主人公的境地，
对共产主义幻想破灭，且不愉快地好似不带十字架而进行十字军东征一般在
寻求改良运动。他的结论可说并不让人满意，但它却将我们带到了比凯斯特
勒与存在主义者更远的地方。“我的全部主张就是，在这个地球上，有瘟疫
也有受害者，而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得尽一切可能尽量抵制加入到瘟疫罪
恶那一派的势力中去。我决定，便是在十分清楚后果的情形下，站到受害者
这边来，以减少所产生的危害。从这些行为中我可以至少努力去理解一个人
如何能获得第三种类别，换句话说，就是获得安宁和平。”
这段文字就其本身而言可能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比和平主义再远一些的东
西，但是在鼠疫这个说教性事件的整个上下文环境里我们却被带到了远得多
的地方。一方面，在这里受害者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政党成员杀死另一个政
党成员的问题，它是关于孩子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每个人身上存在的无辜
生命被两党双方一起破坏的问题。另一方面，这场瘟疫的受害者是潜在的人
民大多数。他们还会仍然是人民的大多数，直到有给人治病者站出来与瘟疫
作战，直到有领袖人物站到无辜受害者的这一边来。同样，这里的和平并非
和平主义，它是健康、清白与生命本身。最后一点，塔卢的忏悔将关于鼠疫
——这只是自然力量——的说教故事转化成了关于人类自相残杀的罪恶的、
远要强有力得多的道德故事。
加缪采用的这种寓言说教方式是恰当有理的，因为仅仅简单地用政治术
语陈述出似乎不是政治实践性的一种态度是几乎不可能的。这种态度只能存
在于唤起强盛到足以盖过做为其一部分的政治的人类社会条件下。他所做的
就是陈述这样一些人头脑中的痛苦：他们，由于是自由党，便在过去的10
年里支持了反和平主义运动，而现在又发现自己身处强大但却散漫元组织的
西方与东方的极权国家之间。
他所提出的问题就是：难道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吗？难道他们所处的位置
现在还没有停止著名的“自由党困境”阶段吗？它们还没有成为所有人类的
最主要条件吗？有时，提问比起提供原因来要更为有效。而且，如果这世界
将被划分为作战的双方——如果这看起来都很现实的双方，全垮台了——那
么现实的态度可能就该是去努力理解和平的含义。
（斯蒂芬？斯班德，1948 年8 月1 日）
崭新的新语言──《一九八四年》，
乔治？奥威尔著
詹姆斯？乔伊斯曾通过他塑造的人物史蒂芬？德达鲁斯，对区分静态和
动态艺术做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伟大的艺术就其效果来说是静态的，它只存
在于其自身，不需要求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而动态艺术的存在就是为了要
求自身外的东西，它不是独立的，而需要厌恶或是渴望这些情感来加以完善。
至今仍有学者对《格列佛游记》第四部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是不是斯威夫
特对人类巨大、强烈、超越了现实和合理范围的仇恨，令我们在仇恨人类的
同时也对他的想象力产生不容怀疑的厌恶？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建立在上述
论断基础上的争论。
对于当代的作家来说，《格列佛游记》的第四部似乎一直是一部静态艺
术的伟大作品；那么，对他们而言，乔治？奥威尔的新作《一九八四年》将
是一部动态艺术的伟大作品。也许这意味着这部作品只是瞬间的伟大，它的
伟大力量只作用于我们，作用于现在，这一代人，这10 年，或者只有今年，
也许它注定要成为时间的抵押品。但是无论如何，大概这一代人中没有其他
任何一部作品能像这本书一样唤起我们对自由深切的渴望和对专制切齿的痛
恨。
《一九八四年》第一眼看上去似乎陷入了讽刺小说的传统臼案。这些传
统的讽刺小说，比如《格列佛游记》、《美妙的新世界》，都把未来的时代
或想象的地方或两者兼有，作为作品的背景。不过即使我们还没读完那令人
茫然的第一页，也会发现这部小说的结构迥然不同，而且会不太愉快地看出
这根本不是一部讽刺小说。
强烈过分的讽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使人颇感快意。它为我们和日常生活
所见的情况之间设置了一段距离，使我们能经常逃避于慵懒、熟视无睹和自
以为是的状态中。奥威尔早先出版的《动物农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书中
的主人公全是动物，因此书的内容也是荒诞不经的。它的喜剧色彩遮蔽了恐
怖，使其停留在知性的水平上，使我们不必担心受到情感上的屠戳。但是《一
九八四年》却是一部纯粹的恐怖作品，这种恐怖瞬间即至、震人心魄。
两部小说的写作动机似乎造成了两书的不同，这对我们了解文学想象力
的作用颇具启发性。《动物农庄》尽管立意新颖，别具一格，但却更像一个
机械的寓言。它是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特指俄国之前，奥威尔在道德和理智
上愤感的一种坦露。而且它是赤课裸的，微带一些冷漠，书中那并不是十分
可笑的喜剧手法削弱了其潜在的严肃性以及此书主题应有的严肃意义。《一
九八四年》这本书也是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奥威尔用来发泄其道
德和理智上的愤懑的，但是它却又不仅仅如此。
它也是——毫无疑问许多忠实的自由主义者将被这个障碍绊倒——奥威
尔在发泄他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的怒火，尤其是——也许看上去微不
足道——对当今英国灰蒙蒙死气沉沉的气氛掩盖了战前温和文静的生活的强
烈不满。
1984 年，世界分裂为三个超级大国——伊斯特国， 欧罗巴国和大洋国。
欧罗巴国影射了“受俄国影响的欧洲”，而大洋国则“影射了受美国影响的
不列颠帝国”。英国在书中被称为“机场一号”，首都是伦敦。英语则被变
形为一种叫做“新语言”的东西，这是一条具有破坏性的官僚术语，它的目
的在于把单词量减至最小，这样最终将没有任何工具帮助人们思考国家颁布
的概念以外的东西。
大洋国由“内在党”统治。该党党员人数占整个国家人口总数的25％，
但是只有少数“内在党”的党员不生活在全面的奴役中。该国的大多数人是
“无产者”，这些腐化的老百姓受到鼓励，经常聚众狂饮，荒淫不堪。而对
党员来说，性爱像其它各种爱一样是一种犯罪，女性的贞洁则被写入“反性
行为团”的章程中。
每个党员都不能拒绝官方的主张和逃避官方的监视。每个房间里都装有
无法关掉的电子屏幕，它不仅无时无刻不在广播，而且把外界的每一个国家，
每一种声音准确地传递给“思想警察”，它还监控人们的各种活动，公开私
人生活，比如早晨在床边做做健美操也会被众人得知。这是一只永远睁着的
眼睛和一张永远在讲话的嘴。该国的独裁者被称为B。B。或者“老大哥”，他
或许活着，或许已经死了，但他的大幅画像却张贴在各个空间，注视着众人。
这个国家的政体叫做“英格苏克”，该词在“新语言”中同意于“英国社会
主义”。
我们无法简要地概括出奥威尔对超级大国中生活极其细致详尽的描述，
也没法在揭示他的创造力外再做些什么。他似乎考虑到了所有问题，通过运
用娴熟的技巧，他把所有东西和一个人结合起来，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党
员”，是千百个负责为保存当时的“真理”而修改文件的人之一。
通过他的生活，我们了解到被称作“思想犯罪”这一罪行的复杂活动（这
里奥威尔似乎借鉴了凯斯特勒的《中午的黑暗》）；同样我们还了解到更多
公开的事实，比如大洋国畸形的经济结构，以及三个超级大国不停地变换盟
友，联合第二国攻击第三国这种持久战争的性质和需要。不过最重要的是，
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意在完全摧毁个体的社会所昭示的意义和其使用的手段。
再多说一些，我们就要谈到温斯顿？史密斯39 年来的个人简历，不过我
们不能剥夺读者对这个恐怖的，逐渐推进的高潮和其迅速回落的全新感受。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体会到乔治？奥威尔给这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及其最
后的毁灭所赋与的个性。当然，作者在最近才作为小说家赢得了一席之地，
那是因为在这本书中，他所关心的道德和心理价值走出了政治预言的范畴而
进入了富有个性的作品中。
《一九八四年》是今年最新的一部小说，它了解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事情，
是对爱克顿爵士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