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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笼遛鸟，就能拿着刀从寄生的母体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对外作战一有不利便投降动摇，对内镇压则穷凶极恶，是他们骨子里的基因。
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个拿着刀的集团，看起来应该是国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实不然。关键在于，这样一个集团，里面的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就可以过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袭的。从这个集团形成起，就有许多人想过这样一种生活。表现为军事集团只是那时候军力是天下根本，当军力无此力量，也有人想换一种名目继续再造一个别的什么集团出来。只要把这个军事集团的历史洗清，把理论做实，新的集团也就有了基础。
这个集团也以表现为文人团体，可以表现为宦官团体，也可以表现为商人，甚至银行家，各种各样的名目。只要能够世袭，不劳而获，轻易获得社会资源，就有人向往。南宋灭亡，这个军事集团破产。数百年后，还能够再次以八旗制度还魂，可以想见其生命力。
这样一个集团的文化，天然带有反汉化的性质。他们可以是汉人，却会反对汉文化进入军中。和平时期，军事力量地位下降，他们会选择卑伏。对朝廷小心谨慎，而对属下则加倍刻薄。对朝廷谨慎以免祸，对属下刻薄以敛财。一旦战起，则以战事胁国家，只顾私利而不顾大义。胜了就耀武扬威，索求无度，败了就垂头丧气，怂恿投降。国家一乱，朝廷权威一失，要么割地自立，要么转身投敌。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感情。
以重文轻武追述古代兴亡，如果是汉人王朝，必把天下丧失的责任推在文官集团的头上。如果是胡人王朝，则就成了因为汉化而灭国，没有保住自己尚武的文化。汉人王朝是重用文官亡的，胡人王朝是汉化亡的，一个话语体系，取向显而易见。这样做不需要从史料上费多少功夫，因为武人集团带有胡族文化基因，汉人王朝必然轻视。这是必然，也是史实。而至于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些人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已经不重要。如果有哪些人跟上面的论断不相符，那就是特例，特例并不影响总体判断。只要你信了，他就真了。
这套话语体系生命力之强大，让人心生畏惧。在徐平前世，介绍少数民族的时候，如果是汉化程度深的，必然带上由此带来的天生柔弱。如果汉化程度浅的，必加一句这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历史上是什么样子不重要，只要顽强地不被汉化就足够了。
要理解这个年代重文轻武的性质，徐平前世有参照物。
太祖时曾掌禁军大权的大将党进是胡人——这不奇怪，禁军集团本就是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再强调一遍，要注意这一个人群天然的动摇和投降倾向——本不识字。北宋立国之后，太祖提倡文治，有欲要武人尽读书之意。党进查看风向，也想学着说两句有文气的话，表示自己也读书。他在太祖面前留下鲁朴的形象，其实又惯会巴结尚未登基的宋太宗，本就是一个很会投上所好的人。一次上朝，他让人帮着把自己要说的呈辞写在笏板上，事前背熟。结果面见太祖的时候，却又一时忘了，憋了半天说不出来，只好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完全词不达意，让宋太祖一头雾水。此事在朝中传为笑谈，他解释道：“我见那些穷措大受掉书袋，我也掉两句，让陛下知道我也读书了。”
这件事被徐平前世的人拿来作为宋朝崇文抑武，逼着武将出丑的例子。其实党进是不是真地背熟忘了，很不好说，他是个伪为鲁朴而实际善钻营的人。背过忘了，比真地在太祖面前说出来更符合他的人设。让太祖知道自己想掉文人书袋，表示自己赞同提倡文治的风气。而没有做到，说明自己的质朴，从两个方面投太祖所好。
在徐平前世，恰好有事情与此相映成趣。
那个时候的很多大人物，甚至有些高级官员，爱在记者公众面前讲英语。其实他们面对的是本国记者，本国观众，说的是本国事情，却非要在话里掺进英语去。这个习惯其实与党进见太祖时的表现没有不同，只是面对局势，低下自己的头颅，向占据优势的集团文化行礼。党进低头的是汉人文官集团，讲英语的人们则在向洋文化致敬。而对于某些身份的人来说，如果如同党进一样想说而说错，则更加精妙，同时讨好两个群体的人。
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绪，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轻武。
五代初期是胡族势力占上风，便就重武轻文。而随着时间发展，胡族在汉化，便就慢慢向重文轻武转变。到了大宋立国，这一切就已经都水到渠成。文武之争，是汉化和反汉化之争。汉化成为了主流，则重文轻武就是主流。
如果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身处其境理解，徐平是不会想到重文轻武是这个意义。那个年代重文轻武这套论述历史的体系，已经又换了另一副样子。本来这是异族反汉化而使用的词，在经过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之后，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文和武，被替换了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而后发挥。重文轻武本就是汉人王朝的事实，史实俱在，连史料都不需要东找西找，只要把结论换掉就可以了。
会给徐平造成这样的困惑，自然是历史这个小姑娘，怎么打扮都看着顺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宋和之前的朝代，汉族势弱，异族入主中原的时候，拥抱异族文明，主动胡化的汉族人群，表现出来的身份是武将。而在徐平前世，国门大开，最先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耀花了眼，崇洋媚外的人，表现出来的身份恰恰是武将的对立面。
内在身份的重合，而表现出来的外表又恰好对立，相距千年的人群产生了共鸣。重文轻武这个话语体系，被重新打扮一番，来抬升前面两千年他们同路人的地位。曾经是异族用来防汉化的这个词，打扮成了汉族文化基因里的软弱，从根子上证明汉族文化劣等。
而由此引申出来的，便是汉人不要再犯重文轻武的犯误，积极拥抱新文明，迎接新时代。那个打扮成军事集团的寄生群体已经烟消云散，但放下刀枪，拿起毛锥子，他们的同路人又在用另一种方式，幻想着再建立一个披上别的什么衣服的世袭集团。
徐平自问，前世自己这种小人物自不足论，就是那些大人物，又有多少人敢信心满满地做自己现在要做的事？而禁军集团，比前世那些不成气候的人不知道顽固多少。
徐平并不能一一预知自己将面对的困难，但他能够体会到，在前世做这类事情，将会有多少艰难险阻，滔天巨浪。一个不小心就粉身碎骨，甚至还要从历史里抹掉名字。
丈人林文思给自己取字云行，寓意“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取的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徐平却真地要背起这个“天下平也”的责任。他不敢奢望为万世开太平，但最少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不能再如历史上一般，让这个寄生的军事集团御外敌疯狂敛财，上阵全不用命。当无法支撑便摇身一变，为敌前驱，在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原大地上烧杀千里。
永嘉之乱，中原陆沉，这片大地已失汉人武德。徐平要做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再把汉人的武德立起来。如果天有文武二德，这就是再造天地之举。难与不难，其间自知。
汉人的军制其实也简单，无关募兵征兵，无关常备征戍，而是在文化底层、心理上面与这片土地合为一体。兵就是民，需要他们穿上戎装就穿上戎装，需要脱下来的时候就脱下来。穿上戎装是兵，脱下戎装是民。以后当不再有武人，不该有人跳着脚说“吾辈战争夺富贵，马上觅封侯”，只有面临外侮，上阵浴血杀敌的子弟兵。
兵民本一体，只是手中拿着的东西不同。外敌来侵，自当奋起抵抗，不问待遇，不问自己的前程，因为这本是自己的责任。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己矣。拿起刀枪为国而战，是民的忠。对有功者封爵厚赏，是国的恕。民失忠，则加以刑戮，国失恕，则群起而攻。
这种军事文化之下，表现出来的核心，便是不许兵将世袭，军中不能全赖阶级法。
出现历代从军的将门很正常，只要这是在正常的军制之下。但是，军中不能兵将全来自于同一个集团，世代相袭。
便如这个年代，文人投笔从戎是没有机会的，没有上面的人赏识你，老死也只能是一个小兵。以军功升迁，首先你得有计军功的资格。阵前杀敌朝廷计功，如果只是士卒，那么赏钱是给你的，军功升迁则是统兵官的。而在军中，小卒基本没有机会成为统兵官，能够改变身份的，最好是升为班直。不管是历史上的狄青，还是天都山下战死的任福，他们能从小卒成为大将，都是从班直外放兵职。
班直不能类比于后世军校，因为军校是向全民开放，为军队服务，而班直不是。把军校变成班直的形式，向社会封闭起来，就会形成军队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倾向。而在脱离于国家和社会之后，军队就有了与统治者个人结合的需求，不管这个人称皇帝，还是换一个名字。只有与最高统治者结合，才方便他们把社会资源自己转移。这种结合不是对统治者的忠诚，忠诚只是外在表象，一旦向他们转移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他们就会换个主子。
统治者喜欢这么一个集团，就是因为表象的忠诚。只要你还有钱给他们，他们就是你最忠心的奴仆，欢天喜地执行对内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使命。外战输了不重要，只要你付的价钱还是能比别人高，地位依然固若金汤。只是天下之财有限，而人的贪欲无限，终有一天统治者会给不起价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摇身一变，去找那个给得起钱的人。
这样一个群体，战斗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