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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道：“禁军士卒纵然不持刀枪隶军籍了，依然是朝廷治下的百姓，不能够置其生死不问，一赶了之。天下百姓，没有无用之民，京城觉得他们多余，那是朝廷不对。让百姓无所事事，甚至觉得他们在这里碍事，强行驱赶，何以面对天下！害陛下盛德！”
“唉——”赵祯叹了口气。“若如此说，军制要改，实在是千难万难！该如何做？”
徐平捧笏：“军制之改，一是要从禁军中拣选出合用之人，重新整训，编练成合用的大军。今日军制难改，禁军和家眷聚于京城，呈尾大不掉之势，这教训当牢记。整训精练过的大军，不可再使其家眷随军，而是散之于天下。军人或三年或五年，如果不能升至小校军官的，一律除役。如此一来，不必从地方运粮于京师养军人家眷，养兵之费大省。二是要安排不合用的军人去处，给以衣食事小，让他们有生计能够自理，从此自己能够赚出衣食来事大。此次改革军制，立制度，择将校，募士卒，汰冗员，由枢密院行之。从禁军中裁汰出来的剩余军员，向何处去，如何安置，则由中书行之。百万之众，不是小事，急切之间无论如何也完不成。当分作数年，计划清晰，徐徐行之。”
赵祯想了一会，点了点头：“先朝俱行征兵之制，果然有其道理。兵聚于京师事小，家眷百万之众，全赖天下供养，委实不堪重负。若依你所说，则聚兵于京师，无有养其家眷之费，所省颇多。只是朝廷练一兵不易，三五年即除役，是不是太过耗费？”
“算士卒兵役，可以自其入军营起，离军营止，路上所费时日不算。入军之后，精练一年，就可编入军伍。依臣这数年时间所见，如此做已经够了，紧急时候新入军之士卒练半年也可用。役期五年，在行伍中四年，不算太过耗费。如此一来，于朝廷是省了养士卒家眷千里运粮之费，于士卒来说，家中自有生计，军俸领来贴补家用，纵然是乡间小农也立成小康之家，于国于民两便。凡理政，必要便民，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赵祯犹豫了一下，道：“如此军改是征兵，民服兵役是当然之理，可充差役，军俸似可发得少一些。既然要改了，那便让养兵之费就此省下去。”
徐平道：“陛下，哪怕是百万之兵，士卒军俸一年十贯，也不过是一年一千万贯。实际此时的正俸，哪怕是三衙禁军，月俸人均也不足一贯。军改之后，禄米停发，由军中统一造饭分食。不养家眷，禄米可省十之七八，运往京城的漕粮可减半数。军中赏赐钱数可依从前，粮帛不发，又可省下不少。如此算来，哪怕是军中俸禄不减，仅仅是漕粮减半，养军之费就可省去小半。有强军，而又省费，多少好事，又何必计较士卒那一点军俸呢？不但是军俸要发，参军依然可以免差役，才能让良家子到军中来。”
军费的大头，一是俸禄和各种赏赐，另一个就是高昂的运费。驻于边境，或者出境作战运粮艰难不说，就是驻于京城，运费也高昂无比。家眷不随军，仅仅省下向京城运粮的运费，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不再依靠入中，由枢密院设专门机构管理军中运输，效率又提高许多，又省下一大笔钱。两者加起来就足够了，没必要再去计较将士俸禄。
军改之后招兵要召良家子，只有用各种手段，才能吸引人来参军。同样是一贯钱，在乡间比在城市重要多了，发放军俸，才能吸引农民来参军。
沉思了一会，赵祯笑道：“如此做，枢密院裁汰冗员，做恶人，中书安排出路，就是做好人了。西北一战你劳苦功高，也该当得此一好差使！”
第8章 大道佐君王（）
徐平默默点头，是啊，打了这么多仗，立下如许功劳，自己也该捞个好差使，当回好人了。军制是一定要改的，而改军制，就涉及到原来的禁军以后的生计。你真敢不考虑这些人向何处去，不给他们安排出路，大刀阔斧的改下去，就必然会出乱子。堵不如疏，而疏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不顾一切地莽一波，那样做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官府是干什么的？前世的课本上说，政权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暴力机构。这话说得不完全，政权除了维护阶级统治，同时也调和阶级矛盾。当然换一种说法，调和阶级矛盾是为了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看怎么去理解。但不管怎么样，政权必然是要担任这两种角色。一方面维护统治秩序，保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同时对统治阶级进行压制，使剥削限制在一个水平上，不致于使天下失序。一体两面，不可偏废。
政权当然代表了统治阶级，不然从何而来？去代表被统治阶级，这政权自然也就被推翻了。不代表地主利益行不行？几千年来，有农民起义的实践，有理论家的推演，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那么就只能维持这种结构了。不要以为古人不考虑这种问题，消灭依赖于土地的剥削制度，均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思索从来没有停止，徐平门下就有李觏和张载一直坚持。只是历史的现实，告诉人们这样做不行罢了。前世的土改不只是均分土地，那些与土地制度相关的措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全部实践过了。真正让土改成功的是与土地无关的配套措施，伴随着的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伴随，土改不成其为革命。徐平前世有人天真地以为土改是封建社会的屠龙技，却不知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屠龙技。
宋人常说，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无非是一二大臣。坐到了这个位子上，就要有这种自觉，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多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靠一靠，就是好人，这是中国人一直坚持的文化传统。或者说，偏向维护统治秩序，是法家，偏向调和阶级矛盾，是儒家。
中国文化比较早熟，先秦诸子几乎向每个方向做了探讨。法家的本质不是法制，实际上当时的核心是以天下奉一人，天下整齐划一，治理国家社会只要严刑峻法即可，不需要调和。儒家的本质也不是人治，而是对统治者限制，讲的是阶级调和。先秦诸子讲天下大一统的，就是儒法两家，道墨则讲分而治之。秦朝完成了中原政治上的统一，汉朝完成了文化上的统一，封建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政治上深刻影响后世的就是法儒两家。政权的两面性，决定了这两种思想必然并存，儒皮法骨是必然。
历史上儒法两家都讲规章制度，真正执着于用法制来治理社会的，最早是用法家制度的秦，另两个是儒家占上风的汉和宋。法制不法制，不是法家和儒家区分的根本，根本是法家强调维护统治秩序，儒家则讲阶级调和。至于人性善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都是从这个根本目的延伸出来的细枝末节。
当认为国家已经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不需要再调和的时候，便就会推崇法家，“劝君少骂秦始皇”。认为人性没有善恶，人与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就是教育不到位，顽固地没法教育的，就是敌对分子，敌对分子越来越多，法家的高压就出现了。当认为天下整齐划一没那么重要，出现矛盾就是调和不到位，便就一切和稀泥，万事和谐。
徐平两世为人，还没有见到彻底不需要调和的稳定社会，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做。他来当政，调和必不可少，儒家这张皮不能丢。而秩序要稳定，中央集权必不可少，法家这副骨架也不能丢。向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向偏一点，施政的手段以压制剥削阶级为主，就是以儒家为主。
只要是阶级社会，政权就有两面性，一面是维护统治秩序，一面是调和阶级矛盾。
政权中的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统治阶级，只要进入这个系统当中，以前不是，以后也就是了。但是这绝不等于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的本身，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还有由于身份带来的责任。事物要一分为二，不然看不清楚，政权是如此，人也是如此。什么都讲哪个人的利益是什么，不遵从自己利益行事的都是被忽悠了的傻子，这样的人，是统治阶级混进政权队伍的投机分子，纵然能得逞于一时，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掀翻。
讲一切都是假的，唯有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这才是天地真理，就是混入政权中的一部分投机分子，不满足于做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而是要从统治阶级中超脱出来，收统治阶级的手续费和利息。如此自然会形成一个超脱了阶级的利益集团，会加重剥削，这加重的剥削终将会传导下去，让下层受到的压迫更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加重的剥削必然会引起动荡，利益集团要增加力量，就要拉更多的人进入，从而让剥削再次加重。如此恶性循环，最终会掀起滔天巨浪，把一切都撕个粉碎。
中国文明是唯一传承不断的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每次跌倒都能够爬起来，还因为一直传承有序。从原始社会，到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到阶级社会，这个发展的脉络从先秦诸子起，一直都很清楚。中国的文人很明白，社会是怎么发展的，是怎么从家聚到部落，怎么从部落聚成邦，怎么从邦聚成国，怎么从国成为天下。他们的立论，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发展的基础上，这个脉络并不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重新发明再传入中国的。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是什么人？确切地说，士大夫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是被选出来，进行政权统治的。宋朝的做法，是选入统治体系，切断选出来的这些人与现实社会的利益关系。不得在治下置业，与治下百姓不得有亲戚关系，直至不许经商。像徐平这种家里有偌大产业，钻在京城不限制空子的，总有一天会被后人非议。京城可以置业这个漏洞，早晚也会被堵上。徐平越改革，这一天来的时间越近。
改革也是革命，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革自己命的勇气与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