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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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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议政的场所设置黑板,本就是徐平带来的习惯,赵祯已经习以为常。

    得到赵祯允许,徐平走到黑板前,画了三个圈。捧笏道:“遇有疑难,要想不偏不倚得其中,必然是从三方下手。如审案,则有推鞠之官、原告、被告。若有疑难,又传证人对质,则有原告、被告、证人三方。推鞠完毕,又有检法之吏,议刑之官,定谳断刑之官三方定其刑罚。有疑难,每一步,皆从三方入手,方可求全面。”

    赵祯点头:“本朝司理参军之设,是祖宗巧思,怜细民之意。鞠谳不同司,各设官员主理,最能免民间冤屈。你如此解,却原来是合了义之大道理。”

    宋朝鞠谳不同司,司理参军专管审讯,别设司法司之下吏人检法条,司法参军依法条检法议刑,最后再由判官、推官拟判词,主官无疑义,由知州和通判通签联署,一件案子才算审讯完成。这就是司法程序公检法的源头,确实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当然赵祯说是祖宗巧思,就过于拔高了,实际上从魏晋到隋一直有进化演变,不过唐朝废弃,到宋终于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而宋之后,这一司法原则又被废弃,再出现已经忘记宋朝故事了。

    古代断案,由父母官坐高堂,下面小民击鼓告状这种事情,可以出现在很多朝代,惟独不能出现在宋代。宋代的狱讼主要集中在州一级,下面县一级只能断小案,上面的路提刑只是复核。而州一级,分司比较完善,从程序上已经类似于徐平前世的公检法。

    这种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宋朝统治者比较得意的善政。徐平选择从这里开头,是让赵祯能够顺利接受自己的说辞。讲仁义,只是一种政理朝政的方法,并不涉及好与坏。

    徐平捧笏:“天下之庶政,莫大于稼穑,臣请从稼穑讲起。”

    赵祯道:“如今天下,耕者无尺寸之田,富者田连阡陌,而不力稼。天下之害,莫过于此。前些日子李觏、欧阳修诸人都上书要朝廷平土,议者以为难行,不了了之。你为宰相理朝政,若真能在这上面下些功夫,善莫大焉!”

    徐平未置可否,在黑板上自己画的三个圈里分别填上赋税、租息、口粮种子,道:“田土所出,于力耕之农夫而言,无非如此三份。朝廷赋税是一份;口粮、种子是一份,这一份里面,还要加上备灾之用;租息之类是一份,这一份里以租息为主,并不只包括租息。”

    赵祯看了一会,指着租息道:“耕者自食,不耕不稼者不得食,租息多余!”

    “是啊,租息是多余。然天地初生,人杂于群兽之中,采野果草籽而食,猎鹿豖鱼鳖而补,昏昏然不知岁月。至以草为谷,驯豖犬以养之,圣人出焉。初耕田,无犁无铧,一夫纵血汗流尽,犹不能使全家免饥馁之苦。至有犁铧,除果腹之外,犹有多余,奉赋税而成邦国。至铁器大行,果腹之余,犹可备宰荒。牛耕与铁器并行,备荒之余,年年犹有剩余之粮米。兼田有沃土贫瘠之别,有人家余粮多,有人家难果腹,兼田而吃租之家出焉。”

    赵祯睁大了眼睛,听罢过了好一会,才道:“此韩非、荀卿多论之,果有此事?”

    徐平道:“自三代至如今,典籍俱在,有何可疑?非止韩非、荀卿,柳河东亦如此说。”

    中国文明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虽然有神话时代,但神话时代不只有神话。人类怎么从原始社会走出来,到部落时代,到封建,到国家,记载是不曾中断的。从先秦诸子,到韩愈和柳宗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就是如此。中国没有从猿到人的进化论,但却一直有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化论,这一点跟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不一样。

    赵祯说租息多余,是因为对于政权来说,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就是这样认为的。政权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却并不认为剥削是合理的,租息不应该存在,存在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消灭而已。如果拿掉了租息这个不合理的财富分配,耕者自食备荒之余,全部上交朝廷,自然也就由朝廷负责耕者的一切。

    换一种说法,这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王莽到王安石,很多改革措施里能找到社会主义的影子,或者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并不偶然。

    来到这样的时代,特别是在汉朝和宋朝,跟统治者讲社会主义的道理,并不会被当成异类。如果你真能做到,最可能的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就连最高统治者,都会为你撑腰。同样的,你讲资本主义,只要能够做到了,一样可以得到支持。关键不在你讲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在于你能不能把生产力发展得适合这样的生产关系。

    惟一的问题,是真地做不到,除非带着传送门,从另一个位面应有尽有的输入到这个世界源源不断的物资。徐平没有,那就只能立足于实际,进行阶级调和。

第11章 治术(二)() 
讲中国历史,为什么不讲意识态?因为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本于欧洲的历史,最多再掺杂非洲、美洲这些地方的历史。如果把这样的意识形态挪到中国来,那些关于历史进程的部分,会崩掉的。

    政权同时具有对内镇压和对内调和两个面目,中国的历史太长,朝代太多,有的朝代偏对内镇压,有的朝代偏对内调和。只强调政权的一个面目,如把政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对内镇压的工具,或者是对内调和主持公平正义的工具,中国历史上都有反例。

    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是在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借此席卷全世界的情况下产生的。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终点要么是欧洲的未来,要么是欧洲的现在。如果不认为历史即将终结,而依然处于历史的进程当中,那么就必然会换一个面目。

    既然这个世界不存在那样的历史进程,那就当然不会出现那样的意识形态,拿过来会被人笑话的。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理论结基础,政治结构要从此生发出去。

    徐平指着黑板上“租息”那一个圈道:“陛下言租息多余,确实是多余。不过如果没有了租息,乡间开沟治渠、架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耕牛犁铧,都将由朝廷包办。历代皆有平土均田,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便就是朝廷实在包办不了一切。治国理政,赋税差役其实只是最简单之事,设官吏,征差役,收取而已。委屈难全之处,全在这剩余之物上。”

    说着,徐平又在一边画了三个圈,写上自用之物、耕田之用、文娱进学。道:“乡间力耕之家,拿田地之出,无非是做这么三件事情。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下季耕田所需的种子、肥料、耕牛、犁铧之类,还有抚育子女,文娱之好,进学读书之类。租息之所以不可或缺,就是因为后两件事,朝廷欲包办而不得。朝廷包办得越多,租息则就可以压缩得越少,包办得越少,则租息就会越多。”

    赵祯皱紧眉头,好一会才道:“天下立学,朝廷自然可以做。修桥铺路,委实难以全托朝廷。至于琴棋书画,听话看戏,那就只能全赖民间了。不过,这与租息可干?”

    “朝廷包办不得,那人欲享此乐,欲使贫瘠之田变成肥沃之壤,欲使乡间僻地变成通衢便利之处,欲教书识字抚育后人,就只能去花钱了。既然田中所出有剩余之物,花的钱只能从剩余之物中来,如此欲天下太平,朝廷便不能把剩余之物拿走。天下间一夫耕同样的地,产出不同。同样田亩的地,沃土便就产得多。用牛不不用牛,全都不同。如此只要数年之间,便就有多寡不均。有多有寡,一遇水涝之灾,或遇家人重病难治,便就有了急需用钱之时。农夫别无所出,只有田土,为医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有人卖田,就有人买了田,买得多了自己耕种不尽,便就让别人耕种收租。所谓兼并,只是如此。等到兼并遍及天下,佣人田土而耕的人家,再遇天灾人祸,连田都没得卖了,只能借贷。租和息,其名虽不同,底子上全是一物,势力人家借此平白取贫苦人家之物的手段耳。”

    见赵祯还是皱着眉头,徐平又道:“还是那句话,欲识一事一物,必要一分为二。租息是势力人家搜刮穷人的手段,但根本上,生出此物来,还是来自那多余之物。朝廷不能尽取多余之物,为治下之民包办一切,租息就要出来,无法根绝。纵然一时强行裁撤,变换面目终究还是要出来的。此必然之物,朝廷理政,只能委曲求全。陛下,要让贫苦人家少受势力人家租息盘剥,一法就是朝廷多为民间做事。朝廷对民间事务着力越多,则租息着力之处越少,此是朝廷施政之一端。”

    私有制在,剥削就在,无法彻底根除。欧洲的传统,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讲公有制和私有制。但在中国,由于从原始公社制,到家天下,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个思想脉络清楚。无论是封建,还是天下大一统,都是在天下之民是同一家这个基础上来的。大多数朝代,公有与私有都是并存,界限并不清楚,私有公有这个矛盾不是根本性的。是以在中国,是不是自己人,比是什么所有制更加重要。

    在农业社会,剥削主要是表现为地租和借贷。特别是在中国,借贷是不亚于甚至超过收地租的剥削手段。看古代社会的剥削程度,绝对不能只看地租和赋税差役,必须把借贷综合起来,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说哪个朝代对底层的压迫如何,看朝廷收了多少赋税最不可靠,加上地租占收成的比例约略有谱,再加上借贷才能识其真正面目。

    欧洲或许不是如此,徐平前世的课本上,农业社会的剥削,讲的最多是地租。从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林林总总,一切都从各种地租剥削生发开去。

    但在中国,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改革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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