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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国，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改革核心之一，必然涉及到社会借贷。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青苗贷对这个时代的意义，为什么会被提出来。青苗贷就是把农业生产中的一部分，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同时降低耕种田地的农民负担。本质上来说，是减租减息之一部分。只是由于生产力和手段限制，最终的结果是官府取了借贷的这一部分利益，而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旧党对青苗贷反对的立论基础，是没有达到预期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新党坚持的基础，是官府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了这一部分利益。改革者和反对者，都不全对，也都不全错。
借贷要不成为剥削的手段，应当是无息贷款。春天我借你一斗粮，秋后我再还你一斗粮，多一些表示谢意，还得少了是我无赖。掺入了货币经济，便有了价格波动，完全使用货币又有了通货膨胀和紧缩。但从根本上，应该我借了多少价值，还你多少价值，多出来的利息就是剥削之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借贷成为银行，发展成为金融产业，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难的积极意义，同时依然是剥削的手段。
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才能看清其为什么要那样做。以从欧洲泊来的意识形态观察，必然是不得要领。必须认识到，变法的本质，是对治下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行调和，是使用各种手段，逼迫剥削阶级让利，减轻底层被剥削程度。这才是根本，至于改变所有制，只是表象。让资产阶级上台来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完全不可能，中国的政权，从本质上就不允许彻底堕落成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
如何认识剥削，如何看待剥削，如何处置剥削，是意识形态核心的问题。共产主义认为剥削可以完全被消灭，资本主义认为剥削的存在天经地义，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认为剥削不合理，不应该存在，但不得不让其存在，从而要加以各种形式的限制。用调和限制的手段对朝政进行改革，就是这个朝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方向。
认识到这一核心问题，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方向对了，才有手段合不合理，才有施行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才有利与害的比较。
“委曲求全，只能委曲求全——”赵祯揉揉额头，问徐平，“就没有两全的办法？”
“天地初生，人依群而活，无所谓剩余之物，也就无所谓不劳而获。那时候能够自耕自食，自取自足，只因所得之物稀少，仅够活命而已。或许有一天，天下之物丰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万事皆足，就不需委曲求全了。当此世，就是圣人。”
说到这里，徐平苦笑着对赵祯道：“只是那样的日子，陛下看不到，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当下之时只能委曲，陛下非圣人，臣也非贤哲。非君臣不想行圣贤之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奈何？人生于世，难求万全，最苦是有心无力，最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知难而上。孟轲曰，虽千万人吾往矣，此其谓与？”
“君子如北辰，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有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圣贤之治于朝廷依然是如北辰，只能景行景止，但存圣贤之心，委曲求全，有圣贤之行，而并无圣贤。”赵祯点了点头，终于接受了这个逻辑。“治国理政，圣贤之行，宰相讲，朕听之。”
说到这里，转头吩咐一边侍立的小黄门：“召吴育来，今日宰相之对，当记于国史。”
第12章 治术（三）（）
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和门下省的起居郎都是寄禄官，做这项差事的，是同修起居注这个差遣。仿中书门下分立之制，同时任两人，即古之左右史之制。此时同修起居注的是吴育和张方平，因为崇政殿议事，必有起居官侍立记录，而天章阁召对则没有，所以赵祯命把吴育召来记录。在赵祯看来，今日徐平所对，当记于国史。
吴育是徐平天圣五年的同年，省试的省元，殿试时的一等进士。明道二年，吴育又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三等，是大宋立国以来中制科三等的第一人。制科三等比状元更加难得，历史上两宋三百余年，制科三等不过四人而已。因为制科一等和二等都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实际上从不授予，如果把科举看作是学历的话，吴育就是现今天下学历最高的人。
徐平所接触过的善于科举考试的人才，王曾当数第一，没有任何取巧，以绝对实力连中三元，对其他人碾压。科举考试中出现这种绝对实力碾压的，极其罕见，实是异数。吴育当排第二，在进士科中先中省元，再入一等，又成为制科三等的第一人。特别是制科与进士科考的内容和要求不同，一般人只能应付一种，就更加不容易。如在历史上同样中制科三等的苏轼，进士科的成绩就不如人意，只中了乙等进士。不过苏轼厉害之处在于，他参加了两次制科考试，两次中三等，这就是三百余年无人可比的成绩了。
吴育具体治事的能力不说，理论功底是在的，所以赵祯让他来记录。起居官记录，载入国史之后，今天徐平应对的内容，就有可能成为政权意识态的一部分。如果改革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那么这就成为大宋正统的意识形态，将主导整个政权的运作。
理明则事通，意识形态一致，才能让政权减少内耗，运转顺畅。
君臣坐着喝了一会茶，吴育匆匆赶来，行礼如仪。当年一起唱名的一等进士，徐平已经位至当朝宰相，吴育还只是右正言，以本官为谏官。不过修起居注日夕在皇帝身边，是进位之阶，吴育接下来很可能会被大用。从谏官到词臣，升迁不依常理，与徐平升迁不同。
赵祯与徐平一问一答，把刚才讲过的内容再次说了一遍，并进行了深入。
起居官不是速记员，不是把听到的话一字一句地记下来，而是记下来意思，字词未必与说的相同。是以做起居官，要求对要记录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不是读书认字就可以做了。吴育善科举，在理解方面当然无问题，一一记下君臣问答。
讲过了先前的内容，徐平起身，重新站到黑板前，指着“赋税”、“租息”和“口粮种子”这三个圈，道：“由家而国，口粮种子和赋税必不可缺，也无大花哨。一家之人，吃穿用度，留种兼存粮备荒，大约有数。此欧阳修等人所言，耕三年存一年之粮，以番天灾饥荒之时也。理政，就在于赋税和租息的分配上。这两者都是本于耕田所得，除去耕田之人必需用度之外的剩余之物。有了这剩途物，就有了朝廷，有了国家。”
“一人生于世，聚而为天下，为朝廷存于世间，臣用三件事来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生存，就是要活着的必需之物，于一人如是，于一家如是，于一国也如是。生活就是生存必需之物外，让自己过得更好，比如食美味，品丝竹，诸如此类。于一人如是，一家如是，于一国亦如是。而生产则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所要做的事情。以农夫稼穑来论之，比如治沟渠，开荒田，养耕牛，买犁铧之类。以经商之人论之，便如买店铺门面，以务工之人论之，如买更多机器，建更大场房。一人如是，一家如是，天下亦如是。”
“有了剩余之物，则这剩余之物投到哪里去，生存、生活、生产，各占多少，对一家是一家之政，对一国是一国之政。以本朝现在来论之，臣为三司前，财赋大半养兵，则是大多用于生存。因养兵是为了御敌，国既不保，自然无有生理。臣在三司经理，现如今朝廷岁入，约有三四成用来养兵，其余大多投入了修桥铺路建场务之中。则至此时，本朝生存已不艰难，而主要是为了未来从事生产。朝廷官员加俸加禄，则是生活。此于天下，于士大夫，生存、生产、生活是如此分的。此是大略，详细自然是有无数条贯，然理不失。”
“臣先前讲，租息虽然不当存，但却不得不存，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朝廷于细民无法万事替其经理。其欲开荒田，虽然朝廷有劝农之法，只是无法做到把天下每一人都圈到此法当中。有民欲开荒，只能求于借贷。有人家的田耕不过来，而又有人家多子，只能去租田多人家的地来种。诸如此类，租息有存在之理，故能尽除。”
“然则租息或许是由此必然之理而起，年深日久，却成势力人家取贫苦人家之物，不劳而获之术。租息起初取剩余之物，然则借着从别人那里不劳而获的租息，势力人家必然越来越强，而贫苦之家愈弱。人欲不知足，租息从取剩余之物，必然向着取穷苦人的生存和生产之物去。贫苦人的口中之食，下地之种渐次被夺，不但当下受苦，更绝了其未来的生路。朱门酒内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言兼并之祸，不如言势力者越强，租息之祸欲烈，终至穷人无以为生，天下无以安立，终至天下大乱。”
“欲解此困局，臣愚钝，仅勉强想出三策。一曰抑，不是抑兼并，而是抑势力之家取租息。为何不是抑兼并？因兼并只是其表，而非其根。租息不抑，兼并不只压抑不住，而且会让租息之祸更烈。为何如此说？现如今天下之财，根本上来说出于田土，在于农耕稼穑。则租息之害，最多的是在乡间。乡野小民，如何看其生计如何？不要看其吃什么，穿用什么，因为其所能拿到手里的，不只是朝廷税赋少收，租息不多，还在其自己力耕用不用心，出不出力。两者混在一起，容易让人模糊。言租息不成祸的，说贫苦人家之所以贫苦，是懒惰，是愚笨，是理所当然。言一切皆因租息之祸而起的，则认为人人一样，受租息之害皆因有坏人害之。执政者当心知，一事一物，必一分为二，执其一端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