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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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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着想。用欺瞒小术,只是赢了一时,而落骂名于后世。

    说起商鞅变法,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突然记起来,前世学到的文章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这种小文人影响最深,流言广布。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来,就黑白颠倒。

    徐平前世有一个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从某国的哪个不入流大学留学回来,因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领导眼中远胜于自己这个土举人。平时说起事情来,经常就是不屑顾地来上一句,你说的这些,人家外国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问起如何如何来,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他没有一样能连起来说顺溜的。因为身上带了洋味,说得再不顺溜也是永远对徐平不屑一顾,你还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顺眼,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在以文治国的时代,社会地位就不是你能够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这些,什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最终还是要变成一条一条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层解释这些措施,主持具体的施政举措的,有很多是这种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千年后来的人,徐平不反对官吏之分?实在是怕了他们,最好留在吏这一层。

    做着宰相,进行着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时有反对的,也只能受着。怕的就是有后来人,当这些改革措施利尽弊显的时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这个改革的先行者一脚踹倒在地。压了自己,再把这个时候的措施反过来用。时代不同了,这个时候不行的那个时候说不定就行了,现在行的那个时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识形态混乱。

    见赵祯和吴育两人的神色怪异,徐平道:“道与术,虽有相近之处,万不可混同。天下因道而守,因术而兴。大道不变,江山永固;小术辄变,天下屡兴。世之谓变法,实是治国之术利尽弊显之时,别取一术而已。不可据道而问国因何未兴,亦不可因一术兴国而欲以此世守天下。秦之兴,术耳;秦之亡,弃道而取术也。宰相以大道佐君王,臣以仁义之道对陛下。但当朝理政,必用某术。术之为术不为道,盖其必有利弊两端,臣此时以此术行之,皆是取其利而暂抑其弊。后来理政者当深知,利尽弊显之时,当变其术。”

    道就是意识形态,术就是一时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在政权维护统治和抑制剥削的两面性之间摇摆。决定了如何看待剥削,就决定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同样的施政措施,但却有不同的目的,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要以为用了同样的政策措施,就是同样的意识形态了,那样就丧失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会有凯恩斯主义,不能据此认为有了社会主义成分,只是用这些政策措施进行阶级调和而已。不调和,剥削的烈度已经让社会不能发展了。而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剥削烈度的调整或许有相似的行政举措,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会相同,相同就有问题了。

    徐平前世的那个同事,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就是纳税人,紧跟的另一句就是当年我在国外如何如何。用纳税人这个词来要求政府,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认为剥削理所当然的,养一个政权来调和矛盾是不得已,才有纳税人意识。我向这个政权纳了税,便应当得到什么待遇,不合心意就要骂,政权要认真对待他们的关切。而那些穷得不纳税的人,对不起,政权不为你服务。那些富得不纳税的人,你觉得不顺眼,政权为什么不逼他们尽义务?对不起,那是政权的主人,政权管的是最广大中间阶层。你想当纳税人,得到纳税人的待遇,你得先接受这个政权有主人,帮着主人管理你而已。

    认为剥削不应该,只是不得不暂时忍受的,你的权利和义务与纳税无关,纳税只是你必尽义务的一项而已。不管你纳不纳税,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看起来相同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其实有着两种面目。

第16章 仁义者何?() 
“仁义为大道,当行于万世。何为仁义?或曰,常存仁人之心是之。臣非之。仁义之为大道,必不能本于一时贤与不肖,不然何以行于万世?仁义之为治世大道也,无关贤与不肖,无关聪明愚钝。非欲人人为君子,非欲士大夫为贤人,非欲陛下为圣人。设若圣人当世之时,贤者佐之,人人为君子,天下自可大治,焉用术!”

    “君子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士大夫景行行止焉。天下只存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是故士大夫论迹不论心。动辄行诛心之论,是不知君子之行,不足班士大夫之列,其理明矣。圣人当政,贤者佐之,天下为公之世,于天下有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大道难行,故治国当用术,使天下大道不失。术以佐大道,圣人之治实难致,不得已而用焉。”

    “凡术,必有一利兼有一弊,治国者取其一利而治时病。盖取此术不取他术者,于此时天下,于此时国中,于此一郡一县之地,此术利大而弊小也。是故,为治时病,不必强求天下一律。各地因时、因地制宜,取合用之术,朝廷总理之。当孝公之时,秦用商鞅之术,以律代法,秦律治秦地而兴。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混一宇内而制六合。君临天下,知兴国之术,而未悟守天下之道,以术代道,天下尽行秦律。秦律用于天下未并之时,利显而弊隐,秦以其利而兴。天下一统,秦律一以天下,以治六国,利尽而弊显。秦不悟。律难行,以暴政酷刑临万民。百姓不堪,陈涉一呼,天下响应,秦之天下数年而灭。六世而兴,数年而亡,秦之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何也?盖因商鞅兴秦,其法为兴国之术耳,非守天下之道也。取其利抑其弊于当时,于秦之地,宜也。时移世易,而不通变,利尽而弊显,强守之,刻舟求剑是也。行于秦地而兴,灭六国而强行天下,不知权变,以酷刑临六国之民,强行之,淮橘生北为枳是也。故曰,治国之术,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或曰,治国当因地制宜,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天下一律难行,一法可行,以法临天下,郡县以权变。秦王临天下,皆用秦半两,铭器而制度量衡行于郡县,制字书而斥六国乱文,此皆法也,万世皆可行之。秦王之功法也,秦王之失律也。”

    “或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如草偃,欲守天下,其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封建,化天下之公为私也,只闻因私而废公,未闻以私而助公者也。当天下临大难,封建者欲守其私财,无不举地而献敌,全其富贵而置天下于身后也。人主以天下分封,是以公器而市私恩,天下治时封建者得其利,天下乱时封建者全富贵捐天下而助乱,有害无利明矣。”

    “仁,子曰忠恕而已矣。孟轲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忠恕之道,此其谓与?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之恕也,礼化于外,而悯纳于心。盖为大臣,以君命而理国政,当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实有其不得已也。臣之忠,内不事君王以谄媚,而时时规谏之。外则用心王事,深怜百姓,竭心力而求治世于天下,以报君恩也。”

    “士大夫为郡县临地方而亲民,举地方之力而完赋税,亲民官之忠也。不因朝廷赋税而害百姓,亲民官之仁也。忠仁不能两全,先仁而后忠也。先仁而后忠,知朝廷以仁义治天下也。临郡县,理地方之财,而能致钱粮广收,朝廷因之富足,百姓因之安泰,官之忠仁两全者也。先仁而后忠,良吏也,忠仁而两全之者,能吏也。守仁而事朝廷以忠,则知能吏难得,良吏宜广求之,此之谓治天下以仁义也。”

    “士大夫在朝为臣,出外为官。临地方为官,代朝廷治郡县,时时念百姓不易,辨其冤屈,解其急难,官之仁也。兴学事,使民有所学,广聪明,通世事,官之仁也。子之有教无类,士大夫岂可不行之于郡县与?延医治药,治下百姓有病得医,官之仁也。去诸般淫祀,行教化于治内,使民不受淫祀之祸,官之仁也。举之万端,利百姓,官之仁也。”

    “以仁义治天下,则知仁当行于朝廷,而不必求之细民。民之仁者,遵朝廷法度者为仁,完税纳粮者为仁,当差役、徭役、兵役者为仁。仁之民,朝廷可不奖之?此天下之根本也。施粥济药,善举也;修桥铺路,善举也;开沟治渠,善举也;兴学助弱,亦为善举也。仁之于朝廷,非于百姓,可知善举非仁也。朝廷当奖仁而劝善,善与仁不可混也。”

    “奖仁而劝善,盖因朝廷以仁而治,此为根本。善举实利百姓,百姓之利即为朝廷之利,固应谢之。朝廷代百姓而谢,高其名而薄其利。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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