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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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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命撑不起明朝。

    汉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权天授,在那之前,天听即民听,天视即民视,天心即人心的理论框架已经具备。那个天命,只是以天查民心,来获得认同感,民心才是根本。

    神授和天授之后,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来自于人民,所谓继承前朝法统,根本不会获得人民认同。徐平前世,新中国的立国之基是一切来自于人民,这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让清帝退位而掌权的北洋民国,那个法统就是个笑话,接那个法统的都是笑话。

    人从独居到群聚,必然是有了交集,才有了集体的认同感。一方面性情和**来自于自己,另一方面来自于那个集体。政权要维持集体的认同感,应该要尽量不干涉私人的那一部分,而加强集体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政权的公和义。

    不承认人性的两面性,认为人性是一元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社会性的反应,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集体,只是人一元社会性认识在制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应。不符合于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来自资本义腐蚀,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教育、改造。社会主义的很多运动都根源于此,制度和运动不是凭空来的。

    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承认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会性,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等等很多思想,选举、议会等等很多制度,都是来自于这些政权对人性的认识。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走向近代化,政治上最根本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来自于神,也不是来自于天,而是来自于人民。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这是最基本的判别标准,具体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证这个合法性的。

    选举制,必然要加以约束,约束的目的是取他们那个时代、那个群体的公和义。不加约束的完全普选制,必然会让私欲排斥公和义,成为按人群、按利益排排坐、分果果。这样的政权无法长久,也不会有牢固的合法性,只是一盘捏在一起的散沙。

    徐平现在把这种思想推行到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中,略微有些超前。历史上是欧阳修这一批人发展起来,把韩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才初步完善的。他们当然不说这是政权的合法性,而是查治乱,究民心、辨性情,看政权的权正不正,皇帝和官员当位不当位。

    以为大军过去,派出官员,谁不服就打谁的板子,再不服砍他的脑袋,就能够建立起牢固的统治,实在是想多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还没有强盗集团能建立长久稳固统治的。

    徐平斩了元昊,灭了党项,占领那些地方,只是第一步。只有在后面的治理中,得当地人心,形成对宋朝的国家认同,才算是大功告成。

    在这之前,立西平王争取当地人心,是不可缺失的过渡。沙州稳固,还可以凭此作为号召,向西域开拓。宋朝已经没有大汉的昭昭天命了,再建天命也不合时宜,是让历史走回头路,徐平只好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

    长时间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认同,归属感增强,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弱。人民自然而然会向中原文化看齐,会主动改变风俗习惯,这就是教化的过程。教化是人民主动进行的,被动去做,事倍功半,还可能一败涂地。

    民为国本,在这个年代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慢慢成为共识。徐平向包拯详细地解释为什么要选张家的人,为什么要立西平王,让他有清醒的认识。

    对事情认识不清,认为选个人来做王只是骗当地百姓的手段,是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的。政权有扮有演,但不能够欺骗,一有欺骗,人心也就失去了。

第47章 跑了的状元() 
包拯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沙州僻处西域,人户不蕃,地方不广,昭文相公一再叮嘱,过于多虑了。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让其裂土封疆,也无大碍。”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自张议潮起,地方百姓群起响应,赶走吐蕃,惨淡经营一二百年,何也?心向中原,不忘其本。立西平王以应民心,朝廷示其公,设流官治理地方,则朝廷于天下大义也。得两州之地,再行裂土封疆,糜费钱粮,公义何在?”

    章得象恭声谢昭文相公指教,回身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徐平看得出来,章得象这一声谢只是客气,心里其实并不当一回事,觉得自己在小题大做。本来吗,随便找个人立为西平王,还说多么多么重要,很多人都觉得可笑。

    这并不可笑,西平王的人选确实是有些随便,但后来的制度却不随便。汉太祖所谓斩白蛇起义,真细究起来,其最初起兵又能够有多么神圣?但其一直坚持,最终形成了两汉四百年的昭昭天命。起步的基础差,只是开头艰难,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

    立西平王,实际治理权牢牢由朝廷掌控,两者缺一不可。不立西平王,朝廷制度地方不适应,与百姓之间没有缓冲,容易冲突不断。地方不平静,便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百姓愈加不满。恶性循环,结果难以预料。立了西平王,再授以治理之权,形成真正的裂土分封,最终必然坐大。不要说教化,只怕那地方早晚还是要分裂出去。

    政治就是这样,说到底是关于人的事情,追究到最根本,或许就是很简单。关于人是社会性的,还是独立性的出于趋利避害从而凑到一起来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根基。真问起来,谁会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高深?在很多人眼里,说不定就真认为想这个问题是吃多了撑的,自己比谁都高明。

    谈到历史,谈到政治,有的人会高高在上地抛一句:人,天性就是自私的,连这都看不清,都是被洗脑了,还没有经过社会洗礼。实际上这样说的人,说不定还很认真地赞同社会主义制度呢。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个什么意思,有必要知道吗?

    不在这个位子上,没有必要知道。徐平做到宰相的位子上,脑子就必须清楚,一定要知道。不然就会出现制度混乱,互相之间牴牾不清,缺乏可执行性。

    不要求官吏按照制度办事,政权的政治制度就失去了严肃性,无法取信于民。按照制度办事,照着这一条干,就违犯那一条,照着那一条,就违犯这一条。怎么办?觉得自己聪明可以删一些留一些?删掉一条就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从唐到宋,为什么对于人的性情一直纠缠不休?真是读书人吃多了不想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耗费精力?因为人性的认识,是政治制度的根本。

    共产主义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否定之否定认识的一元进化论,下一个朝代必须比上一个朝代先进,这是理论的根基。事实与理论有出入,也必须硬套进这个理论框架里。社会主义是认为人有一元的社会性,所以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有大量的共产主义信徒,但是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冷战的结果已经对这个人性的争论给出了答案。承认了人性不是一元社会性,而是有两元的个人和社会两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承认了人有社会性的资本义国家,最终笑到了最后。不管这个认识是主动的还是盲目的,符合了这个方向的,制度就表现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平前世跟许多人一样盲目。说起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下边执行很困难的时候,经常跟身边人一起发一句牢骚,人家外国怎样怎样,就不会这样。憧憬着有一天,最终也会跟想象中的那个外国一样,不会再这样了。

    现在明白了,哪里有想象中完美的那个外国,那只是小文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词而已。真按着那个方向去,最终会是一塌糊涂。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导致制度需要不断改变的不稳定性,和要以一理贯之的任务艰巨性。

    人性认识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在农业社会就是人性善恶的讨论,到了工业社会,必然会发展到社会性和个体独立性的讨论。这个问题不清楚,制度就是一团乱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识,压下了这个时代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他开始把社会资源向城镇工商业引导,工业化会很快发展起来,关于人性的争论还会再起。

    对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厂合不合理?对外掠夺还是实行互惠贸易?社会管理成本是应该由劳动者承担,还是由资本和资产所有者来承担?政策取向都会以此为根本。

    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好处,便就要承担帝国主义的一切邪恶,什么不可避免之恶,都是装神弄鬼的神棍说法。世间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高处不胜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决定其实不被同僚理解。包括宰相和参政在内的很多人,对徐平对一些事情上的认真暗中摇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确实引导国家在向前发展,不去计较这些罢了。

    殿试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废除殿试,直接以省试名次放榜。这个说法不是富弼心血来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经提议过。这个建议有其来历,唐朝科举实际上是没有殿试制度的,武则天当政时的殿试不正规,没有形成制度,是偶然特例。循唐朝制度是一种风潮,不只是科举,包括官制,一直都有这种声音。武则天当政,在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试,成了反对殿试制度的一个理由。

    历史上富弼的建议曾经被采纳,发出了诏书,只是三天之后诏书便被收回。此次徐平直接把这个建议压下了,复古可以梳理思想,不是洪水猛兽,但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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