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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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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人员,特别最底层的治理人员,全部纳入到政权内部,不管是财政成本,还是政治成本,都是无法负担的。财政成本还可以想办法,政治成本无法可想。不管是直接任命,还是选举轮换,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轮差,不让底层形成稳定的利益阶层。没有了稳定的利益阶层,基层也就没有了对抗政权治理的本钱。

    这就是徐平说的那句话,觉得制度约束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发挥不出来的官员,可以辞官不做。没有制度约束,没有监察,朝廷权力也就没有了。你不能还想着做官,还要不受朝廷制度的约束,不让朝廷对你的权力进行监察,那是把自己当封建主了。

    封建的特点,一是世袭,再一个就是阶级,管理方式是一级压一级,以前的禁军便是如此。这种政治结构异乎寻常的稳定,很少会出现叛乱。封建时代,比如中国的周朝,比如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都极少出现席卷全国的大起义,大动荡。实现了大一统,起义和革命便就连绵不绝,直到政权找到让人民认可的办法。

    从五代开始,延续到宋朝,地方上防止大起义的办法,是把社会治理的负担,大部分压到势力之家的身上。把这个最有可能形成的利益阶层废掉,当做了社会矛盾减压阀。这样的后果,就是社会阶层变动剧烈,包括最顶层的王侯将相们,也是忽起忽落。

    这不是宋朝士大夫的发明,是晚唐五代的军阀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把社会的封建废掉的过程中出现的。进入宋朝之后,士大夫分成了两派,一派把实践上升到理论,要进行与其适应的政治变革。另一派则把这当成五代乱世的不正常现象,一心想改过来。

    政治权力向军事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废掉地方封建的同时,军阀们在军队中重建了封建制度。皇帝动不动被杀全家,军阀轮着披黄袍,牙兵随意更换主将。直到宋朝把军队中的管理体系抽掉,彻底进行封建化,军队终于不造反了,战斗力也一日不如一日。

    在政治上集权大一统的同时,宋朝前期在军中是逆历史潮流,退到封建,慢慢再退到类似于部落的制度。现在的军制改革,就是把这一趋势逆转过来,让军事制度与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这一个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老兵老将不适应,最终被淘汰。

    从徐平开始的军制改革,借助对党项的胜利,给了赵祯和朝臣信心。后来他们与地方州县制度比较,认识到了军制变革的本质,主动参与进来并推进。这种变革,除了对军事的集权,还有财政、行政、司法、监察等方方面面的条块分割。

    确定了以后三衙的职能,赵祯和他选定的几位主要军事辅佐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喝了一会酒,兴致勃勃地讨论起天下要设多少外驻衙门,是几州设一处,还是一路设一处,按什么标准来设。宋朝的路不是后来的省,不是行政层级,只具有以监察和财政为主的部分权力。要在州上设一管理机构,不但不会按路来,还会有意地避开跟路级重叠。

    商量到最后,徐平道:“应该如此,马军司和步军司的衙门,可以设得密一些,离着大军驻地近一些。如无特殊之下,两司衙门可以在一州,方便各军事务。殿前司则不可跟他们一样,应该设得稀一些,如以管下州县能在一月或二月之内到达为宜,不让新入伍之人在路上多花时间。而且新兵整训完毕,也不需分到附近大军中,可以编成部伍,到千里之外的军中也无不可。殿前司衙门,不能与马军司和步军司衙门在同一州,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事。如果同在一州,只怕多有牵扯,反而不利。”

    这是总结众人议论的结果,几人纷纷称是,这样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说到这里,徐平突然笑了起来:“其实殿前司不只可以管新兵,也可以管除役之老兵事务。老兵回到乡里,朝廷或有赏赐,或者老兵有欲报朝廷之事,都可由殿前司承担。”

    让殿前司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抚恤都管起来,名义上直隶皇帝,同样是军事体系怨归于己,恩归于上的政治原则体现。

第86章 两全其美() 
    改革军制,最难的其实还不是制度,而是不合适的人到何处去。新的制度之下,原来的将校士卒很多都不合适。对他们的改造学习,及其后续安排才是最棘手的。

    徐平最终想通,不能把禁军的现状归结于某一个人的错误,或者某一群人的错误,要充分地认识到,禁军的将校士卒同样是旧制度和军事文化的受害者。这样一种思想,是禁军改制全面展开的基础。如果把禁军现在的局面,归结到是禁军中人的错误,从而把他们一脚踢开,完全另起炉灶,是不合适的。这样做政权不负责任,也表现了当权者没有政治担当,最终后患无穷。理政者把政治原因转稼到人的身上,不把这些人当自己人,让他们为政治行为背黑锅,或许能一时解决问题,但也种下了祸根。你不把别人当人,那他们视你为仇寇就理所当然,骂是轻的,真逼得活不下去了同归于尽也是天经地义。

    制度是管人的制度,文化是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制度和文化的落后由特定的人群表出来,错误却不应该由这特定的人群还承担。认识到现在的禁军同样是落后的制度和文化的受害者,当政者便当怜之爱之,而不应当把他们当垃圾扫到一旁。他们不能够适应新的制度和文化,朝廷应当为他们找出路,让他们能够开始新的生活。改革制度和文化,同时完成人的改造,才能够最终完成军制的改革。

    禁军原有上层将领的能力不足,他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管理体系。新的制度,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要求有较高的协调组织能力,以前那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行不通了。很大一部分人转变不过来,即使组织学习,也只有少数人能转变,大部分人终究还是要被淘汰。这是事实,当政者没有权力抱怨,应当给转变过来的人以新生,也要给转变不过来的人以另一种生活。埋葬旧的文化和制度,把人从那种制度和文化中解放出来。

    底层的士卒也有同样的问题,在禁军旧制度和文化下主动性不足,积极性不高,责任感不强,过于注重经济利益。对他们的改造同样非常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军制改革全面铺开,可能会面临大量旧军人除役,要安排出路的问题。这跟历史上新中国改造旧军阀军队不一样,那时候军阀部队的军人多是参军未久,不足一代人的时间,现在的禁军却有数代一两百年的从军家族,而且为数不少。让他们适应新的军事制度和文化,非常困难。他们浑身不自在,困苦难当,军队也受不起折腾,不如别寻出路。

    几个军中最重要的人物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还是旧军人的出路问题。全国二十余万厢军已经为数不少,无法再向里面大量增加人员,淘汰的旧军人最终要离开军队。。。

    最大的去处无非是营田务和三司属下的场务,营田务还好,三司场务是不愿意接收这些人的。难管理,不愿意干活,游手好闲自由散漫惯了,不适合工场。

    明镐道:“前日程参政从京城发来公文,三司已挪出六十万贯现钱,用于安置除役禁军士卒。只是这些人向何处去,中书一直定不下来,着实难办。”

    徐平道:“河北禁军多是本路人氏,让他们离乡土多不愿意。中书和枢密院先前问过几次,欲招人去西北,只得不足万人,杯水车薪而已。要安置他们,还是先从河北路想办法。等他们离开了军营,慢慢习惯,再劝其向其他几路去。”

    “留在河北路也不是不行。由于黄河决堤,大名府以东以北被淹地方不少。今年河水已经退去,归于新河道,有不少土地要重新开垦。可以让三司在这一带建几处营田务,引一些除役兵士去。依先前安置的人来看,他们还是愿去营田务的。”

    河北路流民回乡,是由杜衍在督促安排,对此了解较多。百姓受灾,流落到其他州县渡荒,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回来。总有人留在外地不回乡,是以闲田众多。只要三司肯拿钱出来,收买土地,营田务建起来并不难。营田务是半军事化管理,生活有保障,虽然不如地方上自由,但很多禁军兵士喜欢,他们习惯了这种生活。

    按照安置标准,凡是除役的兵士入营田务,每一家人分三间房,另有三十贯钱作为安家费。这个标准可是不低,相当于中等户。营田务生产资料,如田、牛、犁等农具,都是营田务所有,不需要农户自办。进营田务的除役兵士,基本是拿着钱,带着行礼,与家人到地方便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这种安置方法,是比较顺利的。

    只是营田务能够接收的人终究有限,整个河北路,最多也就接收五六万人,使劲向里面塞也突破不了十万人。禁军一人到地方就是一户,十万户相当于大州,已是不容易。

    说起安排禁军士卒入营田务,徐平不由摇头叹气:“现在最让人觉得难办的,是想入营田务的士卒,也多是军中想留下来的人。愿意种田过活的,多忠厚老实,哪个军官不想把这些人留下来?反而是那些不适合在军营的,怎么劝都不愿意走,最是麻烦。”

    几人深有同感。愿意干活的人哪里都想要,军中也想留下来。真正神憎鬼厌,游手好闲惯了的,地方不想要,军中同样不想要,偏偏他们不愿意走。在军营,不管怎么样都有一份固定口粮,到了外面可就未必。不管营田务还是三司的场务,再是说得天花乱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干活多的多得,干活少的少得,不耕不稼者不得食。

    见了几个人的样子,赵祯有些着急,道:“军中兵士,俱都一样,委实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终归少数。这些人也要安排去处,万不要马虎大意。留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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