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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觏并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后另成一家。荀子的思想一变，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没有被立起来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来越趋向统一，不是没有原因的。后来王安石变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财，那是先有李觏打了底子。
王曾对儒学各派没有成见，前面的内容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触，只要没有脱离开根本的仁为中心，以人为本，能够自圆其说，在王曾看来就是成功的。引起王曾注意的，是里正式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义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最后才说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义。
《富国安民策》，讲的就是如何谋公利，谋公利时不害私利，与私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限制个人的欲望，发展公利，这是手段。公利扩大之后，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私利，这是目的。让每个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满足的欲望越来越多，这是《富国安民策》最后要解决的问题。中间如何协调，制度如何定，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何调整，便是李觏认为的“礼”，而“礼”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里的“礼”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孟子讲性善，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发现她，培养她，引导她，讲究修身明志，养吾浩然之气。而荀子则讲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礼”要带有强制性，灭人欲才能存“礼”。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想防止这一切，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要消灭人的欲望，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
显而易见，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欲望，限制被统治者的欲望，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内圣而外王，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
有宋一朝，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欲望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额头。
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一步跨不过去，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义性。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万个人都能脱口而出，但这句话怎么与原来的体系相结合，与理论体系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理论缠绕，一万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到了每个人都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背后有无数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无人可挡了。
王曾和吕夷简单这一代人，还是在主张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如王曾的岳父被称为“圣相”的李沆，便就说宰相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岳父，波澜不惊，没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个位子上几乎都做到了最好。然而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评其“正大光明”，王旦称其为圣人，宋真宗认为他忠良纯厚，始终如一，真长者。王曾颇有岳父的风格，然而到了现在，他却知道天下不得不变了。
就连这个时候还飞扬跳脱的欧阳修，都知道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王曾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变是要变，关键是怎么去变。没头苍蝇一样乱来，胡搞一气，那还不如老实守成，变不如不变。徐平能够带人说明白“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从义利之辨中跳出来，在王曾的眼里，已经有了谈变革的资格。
把桌子上的灯调亮，王曾继续埋头读桌上的《富国安民策》。京西路去年的新政，身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甚至大多数条款他都能如数家珍。但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变革措施，背后有怎样的考虑，王曾就不清楚了。这样的国家大事，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统的考虑，不可能如顽童一般，想出来一件就做一件。
现在细读《富国安民策》，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变革举措一一对应，王曾慢慢开始把脉络理清楚。为什么大量的变革都是围绕着棉布来展开？原来是因为棉花可以规模化种植，棉布可以工厂化生产，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
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粮食是不能够做为商的。保证百姓的必需物资是政权的当然责任，因为你不得不用，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赚钱是不可以的，这样做是亡国之道。食盐专卖，大家都当成是收税，而不是做为商赚取利润，不可跟普通的商业买卖同日而语。
棉布某种意义上不是生存之必需，但纺织又是人人都离不了的，有巨大的规模，可以赚取海量的利润，这是徐平选择这个产业的原因。背后用棉布产业冲击旧的生产关系的目的，徐平也没有藏着掖着，直言因为布帛是朝廷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有部分的货币功能，因为重要，所以要改。
所谓财富是满足人的欲望的有形的无形的物资与各种产，包括文化产，是可以用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而人创造财富的能力，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组织程度的提高，分工协作的深化，是可以不断增长的。产生产出来，只可以在交换和分配中到了需要的它的地方，才能成为有用之物，有用之物才是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形成利润，用这个年代的词语就是利息，利润中的一部再投入到生中，除了维持生产，还可以扩大生产。
这样一根链条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就组织起来了，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运转。而获取更多的财富，在公利是天下之大义的原则下，就溶合到了本来的意识形态中。
读完这些，王曾就把徐平在京西路的新政彻底理清楚，拔去了那一层蒙在上面的迷雾。
匣子里的所有册读完，王曾抬起头来，只见外面天已经泛白。今日休沐，并不需要上朝，王曾可以暂时放下朝政琐事，仔细想一想这一套《富国安民策》。
把重新放入匣子里盖好，王曾轻声道：“汉太祖奄有天下，用黄老之术，天下清静无为数十年，而有文景之治。至武帝奋然而起，威加海内，四夷宾服。是武帝之雄心壮于文景两帝耶？如此说则是愚夫之论了。此一时彼一时，至武帝之时，不得不变了。如今本朝前数十年虽欲清静无为而常不可得，但到了今日，也不得不变了。理财之术，徐平远过于桑弘羊，于道又能自圆其说。有此一策，足以安天下”
汉武帝东征西讨，威势之盛，古今罕有可比。用兵需要有钱粮，桑弘羊便就是汉武帝的钱袋子，保证了军用所需。徐平能做到桑弘羊做到的事情吗？今夜之后，王曾认为是可以的，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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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章 此一策，可安天下（下）（）
十年风雨，金水河边的“酒鬼”亭多了岁月的积淀，在明媚的春光中显得格外的厚重朴实。 w w w 。 。 c o m绿玉般的杨柳垂下万千丝绦，像一双双小手拂去落在亭上的时光的尘埃。
吕公绰坐在亭子里，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酒，百无聊赖地看着离亭不远的官道。
徐平家里的酒楼依然开在金水河岸，还是那半新不旧的酒楼，还是那硕大的草棚。里面卖的烈酒，大火浓汤煨出来的肥美的肉块豆干，各种各样清爽利口的小菜，在这条金水河上早已经远近驰名。十年前，人们称这里是卖酒的徐老儿家，现在，人们称这里是徐龙图家。徐龙图家里为什么在这里卖酒？很多年轻人已经说不清究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