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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那三个私下里找王守规的人，人人都知道死定了。有这么三个人做榜样，谁还敢王守规说一句话？
看众人的样子，王守规欲发觉得心情沉重，在这闷热的天气只觉得喘不出气来。
送走了王守规，徐平对张亢和景泰道：“今日斩了那三个私会王守规的统兵官，军必然噤若寒蝉，这不是我想要的。军不管大事小事，我都希望能够群策群力，每个人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如同木偶一般，只知道按令行事。古时行军打仗，事前主帅必召众将集议，用众人智慧，查漏补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古人诚不欺我。事后你们要跟军宣讲明白，为什么要斩那三个人。不是因为他们对军的制度不满，不是因为议论我，而是因为在背后议论，特别是去找不相干的人议论。如果对军的制度也好，事务也好，有不同的看法，不拘什么身份，哪怕是伙夫走卒，都是可以议论的，但一定要按定好的程序来。千万不要主官问起来的时候一言不发，等到事后却劳骚满腹。这样做动摇了军心，是要砍脑袋的。有话，当面讲，即使错了也不会处罚。如果有所发明，提出的主意真地有用处，则帅府必不吝奖赏。”
张亢有些不以为然：“军士卒，只管知道执行军令即可，他们又懂得什么？若是人人议论纷纷，军令一出受人质疑，那岂不是乱糟糟的”
“军令必须要执行，这不能打任何折扣但是，军不是只有军令，还有很多其他事务。如果事事都搞成军令，则军令必然也严不起来，人人说一套做一套，那样反而大大有害。公寿，要发军令出去，要先想清楚这军令能不能做到，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发军令的时候谨慎一些，将校执行的时候便容易一些，只有他们做得到的军令，才会被认真地对待。本朝一向都讲道理最大，怎么到了军忘了这一点呢？靠打靠杀，真地能带出强军来吗？我看未必见得。做事情不要怕麻烦，你多讲一句，士卒便多信你一分。”
张亢道：“自古善治军者，必然令出如山，不能打一丝折扣。节帅，我还是觉得不要对士卒下这么多功夫，只要赏罚分明，听令的重赏，违令者重罚，便够了。”
见张亢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徐平不由笑了起来：“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军不是只有军令，还有其他的吩咐、一般的命令、临时指挥等等。军令必须严格执行，这没有问题，但军发出军令的，是统兵官，你的军发军令的是桑秀才，明白没有？以前说的军令过于笼统，司的每个吩咐都视为军令，这是不对的。一张一弛谓之道，要有军令的严格，必须有其他事情的活泼，两者结合起来，能保证军令不打折扣地执行。”
张亢挠了挠脑袋：“节帅，我有些被你说的糊涂了。军令怎么还要分门别类，怎么还有些不是军令了？那些士卒头脑简单，搞得如此复杂，他们的脑筋怎么想得过来？”
“不糊涂，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军制粗立，很多事情没有细化，你才会如此觉得。你有没有发觉，自到秦州，凡是跟作战、训练、行军等与军事直接相关的事情，都是由帅府的参赞军事司拟，机宜司发给你们？”
张亢看看其他几人，摇了摇头：“是如此吗？倒是没有注意。”
“参赞军事司便是帅府的司令衙门，只有他们才能够发出军令，而且必须注明。其他衙门发到你们那里的，只是普通公，你们不用当军令对待。以后你们的军里也是照此办理，军令只能由一个衙门发出去，而且必须由统兵官发出去，其他的当作公对待。参赞军事、拟定军令的便是司令衙门，从帅府到你们，都必须设立，职责明确。至于最下面到哪一级，我也没有想好，你们一起帮着出主意，结合这次演练，务必想得周全。刚才让你和景泰跟将校士卒宣讲，他们可以提意见、出主意的，便是这些不是军令的。所以我一再讲，军令的执行不能打任何折扣，但军不是只有军令。”
张亢这才算是明白徐平的意思，便如朝廷的命令也有许多种，有的是不管同意不同意都必须立即执行，但有的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军则不是这个样子，一级压一级，级的命令下级不能打任何折扣，不然算是违抗军令。违抗军令当斩，但现实是属于军令的太多，很多根本没有执行的可能性，这一条军法执行不下去了。于是只能够选择性地执法，成为级收拾下级的工具。看谁不顺眼了，安排一项根本完不成的任务，然后按照军法砍掉他的脑袋。到了真正要严格执法的时候，如临阵逃跑，畏惧不战，因为选择性执法习惯了，反而因为有人包庇受不到应有的惩罚。
不考虑可行性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不如没有，令出如山、雷厉风行首先要求决策过程的科学，不在决策下功夫，一味地强调执行力，非但是愚蠢，更是故意作恶。定出一大堆执行不了的规章制度，什么事情都是军令，纸面看起来是从严治军，实际却是把规章制度废掉了。每一条规例，必须是能够执行的，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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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中间派（）
禁军的管理较粗放，平时管理的军法不多，主要是阶级、逃亡、擅兴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其最重要的是阶级法和擅兴律，阶级法给予统兵官几乎无限的权力和对下级绝对的权威，擅兴律则是对统兵官权力的约束，他们没有用兵的权力，发兵必须经由枢密院。这种管理体制下的士兵逃亡是必然，逃亡法便是针对士卒逃亡的惩罚。
统兵官一方面是对下属绝对的权力，军管理的所有事务都委托给了他们，一方面是作战时用兵动辄得咎，大部分人宁可选择消极避战。这是问题的一体两面，理论讲两者相辅相成，不可能偏废。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必须限制他们使用武力的权力，不然五代骄兵悍将擅自拥立的景象很难避免。处处限制让统兵官在战争失去了主动性，对朝廷的命令消极应付，约束他们的是擅兴律，消极避战总不犯军法了吧。
军队终究是用来打仗的，为了严惩消极避战的行为，又有了在军事行动才适用的罚条。宋朝军法的细密严酷，主要是在罚条体现出来。
历史丁度和曾公亮编成的《武经总要》，收集的罚条一共七十二款，几乎全部都是犯者即斩。背军走者斩，诈病者斩，自伤残避役者斩，期而后到者斩，不救友邻者斩，闻鼓合发弓弩而不发者斩，违主将一时军令者斩，惑乱军心者斩，赌博涉及钱者斩，私议军事宜者斩，失去衣甲器械者斩，粗略例举几条，知道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
平时的粗放式管理，对战时细密严酷的罚条，怎么想都知道执行性极低。徐平前世的经验，知道管理是科学的系统工程，管理要贯彻到每一个环节。禁军的这种平时粗放战时高压的管理方法，恰恰是最愚蠢的。
这样的军队，要想能战对统兵官的要求极高。要么是与众同乐，大把的钱撒出去大家开心，平时好吃好喝同欢乐，战时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要么是严于律己，从自己做起，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战时一样身先士卒。
这样优秀的统兵官，一百个也出不来一个，打几十年仗，才能撞大运。可禁军的体制，国家财政根本支撑不了他们打几十年仗。这便形成了一个悖论，实际无解。
徐平一再向朝廷表示现在的军队是体制问题，必须改革军制，才能够应对战事，但却没有人支持。朝廷对党项主战的多是拥护旧军制的，认为军队作战不力，是军法还不够严酷，杀的人太少。只要严格按照军法行事，把那些懦弱不战，或者擅违军令的诛杀，杀一儆百，自然能够人人奋勇争先。要么懦弱不战，要么擅违军令冒进，统兵官要想把握其的火候何其难也。相信徐平的多是跟随他在三司事务改革经济的官员，但对于徐平军制的改革并没有把握。尴尬的是这些人多是主和派，认为不需要跟党项一般见识，等到再发展几年，朝廷钱粮充足，用钱砸也砸死元昊了。
做官这么多年，曾经任三司使主持天下钱粮，徐平的身边是有一些人。但现在这个时候，这些人却帮不忙，他们不扯徐平的后腿不错了。
向王守规和甘昭吉发泄了一通，徐平的心情不错，对面前自己四位最重要的手下仔细分析着军的事务。告诉他们军制为什么要改，怎么改。
张亢是拥护旧军制的主战派的一员，听了徐平的话，还是觉得无此必要，口说道：“节帅，朝廷养兵，自生到死，让他们钱粮无缺。观历代军事，没有哪一朝如本朝一般待士卒如此之厚。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到了战时，只要这些人肯用死力，何怕西贼元昊党项小国，元昊不过逞一时之凶，只要将士用力，一战可擒，何必费如许功夫”
徐平摇了摇头：“你和景泰都做过镇戎军通判，对党项并不陌生。说一说，在你们的眼里，元昊跟他的父祖起来如何？是现在的党项更强，还是继迁和德明时的党项强？是现在的禁军能打，还是太宗皇帝时的禁军能征善战？”
张亢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这是主和派和主战派的两个观点，主战的认为朝廷对党项恩重如山，元昊反叛绝对不对饶恕。而且党项终究是小国，只要发倾国之兵，必然能够一战而灭。特别是现在的党项同时得罪了大宋和契丹，暂且不用顾忌北边，可以全力对付党项。主和派则认为此时的党项强于前几十年，而禁军则不如前几十年，太宗和真宗时没有打赢的敌人，现在同样没有取胜的把握。主张用经济手段压迫党项臣服，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
徐平是赞同主和派的分析，但却是让战派的主张，两边不靠。他承认现在朝廷遇到的困难，但主张改革军制，重新编练军队，边改边打，彻底消灭党项。
见张亢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