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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韩琦的认识里，军队应该严阶级，重军法，令出如山。至于在实践这些要求实际根本不可能做到，他是体会不到的，做不到令出如山说明阶级法还不够严厉，军法还不够酷烈。对于武人，无非一个赏字用钱，一个惩字用杀。世间谁不爱钱？世间又有哪一个不怕死？这两点做到了，何愁军不治？
这是这个年代读人的通病。五代武人当政，用人为吏，现在人当家作主了，事情便反过来，有意地回避吏事，专心做官。做官怎么做？以大道佐君王，只要认准了心那条大道，规劝帝王按王者之道行事，便万事大吉。至于政事的细枝末节，由小官小吏去处理是了，高高在的大臣们怎么能在面花精力呢。
现在正是一个转折点，以王曾和吕夷简为代表的一代大臣还精于吏事，后面跟来的，除了一个徐平，下一代已经开始以清谈词臣为主了。徐平带的那一批能做实事的官员还处于底层，没有进入决策的心，宋庠、韩琦这些人才是主流。
严阶级、重军法，对军队重赏重罚，听起来很有道理，理论也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家身。实际漫长的历史长河，已经用事实说明这样做是非常不靠谱的，哪怕是始皇帝统一六国的时候，他的军也不是如此的严酷，主将善抚士卒是必修课。
有压迫必然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大，人不是猛兽，带兵不是训兽，而哪怕是训兽也不能全靠鞭子。这个道理简单明白，但是有非常多的人不信邪。在底层挣扎的时候怨天尤人，怨的是天不让自己高高在，尤的是自己的父母祖宗无能不给自己一个好出身，这种人千百年来不乏其人。他们一旦发达，不用登高位，只要有了一点地位，便把他们曾经痛恨的手段兴高采烈地十倍百倍地施加到别人身。重赏最好只赏自己，下面的人扔一根骨头应该感戴德了。重罚最好是罚别人，把手下的人抽筋剥皮都好，只要自己不少一根汗毛。你想把世间事用最简的办法解决，天会把毁灭这个最简单的结果给你，天地间的事是如此公平，由不得你耍弄自己的那一点小聪明。
越是战场征伐，杀人如草芥，越是要常存仁恕之心。你如果嫌麻烦把这一点仁恕之心扔掉，用最简的办法解决问题，那天地便只好让你毁灭。
这是徐平的辨证法，这个年代的庸之道，凡事扣其两端，而得其。这个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得到正确的做事的办法，徐平所求出来的，便是以仁为核心的明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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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 锄头要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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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帅府，照壁后面是两面巨大的镜子。 w w wnbsp；。 。 c o m这不稀，现在很多衙门都会设大镜子，用于整理仪冠，至政事堂，下至县衙，大多都是如此。只是在镜子两边有句话，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入此门来谨遵军令，出此门去善抚士卒。”
韩琦看了，暗暗点头。此时名将，往往都要如此要求自己，不贪爱钱财，对属下兵将出手大方。只是政策对军队是诱之以利，带兵又要求如此，总有些怪怪的。
到了帅堂，了茶来，徐平随口问一些现在军的事务。
王凯道：“自年前张钤辖到川蜀募兵，陆陆续续到两个月前员额已经齐备。现在尚有一万一千多人在整训，等到盛夏，应该能全部整训完毕，分到各军当。”
韩琦道：“怎么新兵募来，不是直接补到军吗？”
“当然不是，民与兵千差万别，可不是只看手有没有刀枪的不同。新募来的兵，先要训好，过了从百姓变成兵这一关，才会分到各军当。”既然韩琦提起来，徐平便多说几句。“从民变兵，改变做百姓时的习惯，一切按照条令行事，称为训。这时他们熟悉军的法令、制度，习惯军的日子，初学作战的本领。至于本领好与不好，在这个时候不过多考量，只要会了好。分到各军之后，按照先前训时练会的本领，再多加演练，到纯极而熟，称为练。从训到练，是选从民到兵这一关，再过真正成为合格兵员一关。凡是过不了这些关卡的，不能补入军，或为厢军，或为杂役，军不允许滥竽充数是了。”
军队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都是有各种训练、作战任务的，新兵补进去，对他们进行培训只是附带。如此一来训练的效率极低，甚至还有老兵欺压新兵，把新兵当奴仆，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弊端。甚至一两年间，还有新兵没有摸过刀枪，没经过战阵的，到了战时只能被充作炮灰。把新兵集起来统一整训，毫无疑问效率高得多，效果好得多，只是对于帅府来说组织和制度相对麻烦而已。定西城这里新兵整训的时间是六个月，特殊情况下会有缩短，但不得低于三个月。这些新兵完成整训，单从作战技能来说，已经完全不逊色于这个时候的禁军，这个年代禁军的训练本来也很松驰。
新兵集整训，分发各军后再配以久经战阵的老兵作骨干，是秦州几支大军拉起来的基本模式。有了这种模式，才能保证军队规模迅速增大战力基本不降。
这是跟原来的禁军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迅速扩大规模的军队仍然保持战斗力。以前不管是禁军还是厢军，补入新兵员都是直接把人塞进军，由统兵官和老兵看心情训练，效果不言而喻。一旦没有本部，或者新兵员过多，军队直接失去了战斗力。一种极端的情况是“选募”，即没有基本的骨干和组织架构，临时让某个地方的兵士、义勇和壮丁自己应募，去执行战斗任务。如历史元丰四年的五路伐夏，临时在京师选募了一万五千人，由王正率领赴麟府路作战，基本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
兵和民有根本的区别，不是你塞给他一把刀百姓变成军人了。这种差别最重要的不是作战技能，不是敢不敢见血杀人，而是几乎成为本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用这个年代的话讲是明部伍知约束。随便拉壮丁补充员额的必然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部队，新兵入军的最开始一段时间经历什么，大致反映了这支军队的面貌。
徐平把这些讲给韩琦听，韩琦想了想道：“经略此话实有道理，不过，要与番贼这些只怕本朝不占风。据我所知，番贼之军本于部族，酋长是大小首领，自小教习，动一指下即知其意。而且他们兵法又酷，据说番贼用饭，皆要举手掩口才敢食，生怕位者见到开口以为他们有话要说。而且他们日常放牧，弓马娴熟，闲时狩猎，配合又精，这些都不是我们原人所能的。要跟番人纪律整肃，奋勇敢战，非啖之以厚利，刑之以酷法不可出京之前，朝诸公无不如此以为，琦以为所言甚是”
徐平看着韩琦，好一会才笑了笑：“道理不辨不明，话不跟你讲透了，看来你对军事还是只知皮毛，将来带兵是难事。番人游牧，弓马娴熟，又如何？两阵交锋，可不只是弓马对射，还要一刀一枪去砍去刺。刀枪砍刺，便如原人挥镰刀、使锄头，怎么不听人说汉人地种得好，所以善使刀枪呢？他们狩猎的时候配合精妙，我们汉人种地收割，一样有薅鼓田漏，千百人一起向前，便如军阵一般，又差在哪里？我跟你说，这世间，只要锄头挥得好，泰山一样挖得倒你讲这些，说汉人打仗不如番人，没有半分依据。只不过几百年来，汉人被番胡欺负得苦了，一直打他们不过，找这些借口安慰自己而已。至于番胡军法酷烈，那是因为他们是各部族强行捏合在一起，不得不如此罢了。军法之严，与刑罚之酷，没有半分关联。古人说得明白，乱世才需用重典，太平时便当宽刑以恤民，这话放到军来，便是战时执法要严，平时还是宽恤为主。我军讲忠恕之道，便是涉及到军事，如训练、行军、作战，军法一定要严，而在日常，则主讲仁恕。对军事严谨，一丝不苟，军事之外的日常则宽松活泼，一宽一严，一松一驰才谓之道。”
韩琦张了张嘴，终于还是没有说什么，又把嘴闭了。徐平的那一句几百年来被番胡欺负得苦了，才编出这些借口来安慰自己，让韩琦无话可说。
真正讲起来，骑射还是有优势的，虽然无法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正面相对大多无法撼动步兵军阵，但机动的优势太大了。但这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优势对，还远不足以抵消国力的差距，宋军打不过别人，跟日常生产习惯的不同关系很小。
你不能说游牧民族平时骑马所以打仗的时候有优势，这一点成立，汉人平时挥锄头舞镰刀也同样是优势，优势还更大。真正的原因还是农耕民族军事化的断层，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再到大宋立国，按照游牧民族的军事化去想问题已经成了主流，此时的人论兵是从这种军事化基础来的，自然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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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 宽严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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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总是想得多，当明毁于野蛮，便会有人不厌其烦地向别人灌输，失败不是因为战争没打好，而是从化根子错了。……之所以被野蛮的族群打败，是因为明不适于战争，不只是你们的化不适于战争，连你们的人种都不适于战争。总而言之，要想在野蛮人的进攻面前站住脚，要改变自己的化，甚至置换自己的人种。
于是，一个早已达到高度明程度的族群，再也站不起来了。
原王朝因为内乱被游牧民族乘虚而入，此后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双方冲突实际依然是以农耕为主的原王朝占风，但无论在当时人，还是后人的印象，却都认为原孱弱不堪战。特别是从晚唐后，尤其如此。说一千道一万，这种认识是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军事化成了原王朝的主流，把曾经的军事化替代后出现的。与军事制度的断层相，这种军事化的改变影响更加大，扭转也更加困难。
学习是非常难的事情，胡服骑射使赵国变得强大，是因为学了胡服骑射的赵国还是那个原的赵国，而没有变成胡族的赵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