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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宇至此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士大夫谁要还说眼前他见到的是什么奇淫技巧，那简直是超级蠢货。这些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大学问呀，再联想到张超弄出的种种神奇的医术以及各种药物，乔宇已经感觉到新兴学术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拦。
因为张超将科学挂了一个格物的名头，所以在发展初期，绝大部分士大夫都以为这是儒家学说的一门分支学说，可是到了现在，乔宇已经察觉到这门分支也太博大精深了，寻常人就算钻研一辈子也不可能完全学透。
儒家学说的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门新说似乎也同样包括，既然这门学说如此无所不包，那么还有学习儒家圣学的必要性吗？
乔宇脑海中第一次浮现出这个问题，他非常清楚这门新兴学说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在于人们对于改进现实生活的迫切希望。谁不想活的更久，走的更快，穿的更好，住的更宽敞呢？
随着新学的发展，现在想用政治手段消灭这门学说已经不可能了，也办不到了，因为这门学说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除非看到好处的老百姓是行尸走肉，否则他们绝不会任由官府作为。
乔宇感觉他似乎已经看出了张超的野心，张超不仅仅是要当朝成为权臣，在学术界他也要成为一代学宗，有朝一日新学大成之际，张超是不是会成为新一代的孔夫子，而新学会不会就有可能取代儒家的统治地位？
乔宇并不明白科学发展具有积累性，而每一个伟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担心。
因为他感觉到了张超新学最大的优势，那就是实用，这是超乎一切学说的巨大优势，除非别的学说能够弄出牛痘，黄连素，水泥，蒸汽机。
事实上目前除了张超的新学，其他学说都是以如何牧民为目的，而不是如张超新学这般以造福天下为己任。所以当然也没有一家能够做到张超新学那般实用，自然在吸引力上也力所不能及。
所以在这个时候，乔宇也想通了为什么徐溥会被张超说动，会为他站台搞什么希望学堂，又弄出运河谈，也许早在二十多年前通过与张超的接触，徐溥已经看出了儒家圣学的危险，所以他才需要想办法将张超的新学与儒家联系起来，这哪里是什么老糊涂，这分明是真正的见识深远呀！
乔宇越想越多，他也似乎明白了张超为什么会以前那么隐忍，而现在那么跋扈，也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新学，以前他隐忍是因为他的学说太过虚弱，需要保驾护航；而现在他嚣张跋扈，恐怕是他已经认为他到了该扫除荆棘的时候，只要阻碍他传播新学的都是他的敌人。
乔宇猜测的没错，就在他在南京四处参观之际，张超对于军中将门的清洗也进入了高潮，随着那个刺客赵爷的落网，一个针对张超的阴谋集团也暴露出来。
这个阴谋集团的核心人员都是军人，全部是传统的将门之后，他们认为张超和他代表的荡倭营系统侵吞了他们的权力和土地，所以必须除掉张超。
对于这样的激进小集团，京中驻军无数勋贵或多或少都有些知情，但是因为他们对张超的不满，或是包庇，或是故意坐视不管，以至于这个小集团越来越膨胀，发展到最后就是行刺张超。
而且他们同样有兵变计划，这些人不顾政治现状，准备通过政变的方式恢复太祖太宗时期武将集团的地位，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除掉张超，还要除掉势力越来越膨胀的文官集团。
张超十分乐意看到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这省了他太多的事情，也为他扫除了太多不必要的麻烦。
“必须严厉处置，这是又一个石曹谋反集团！”
石曹谋反集团，就是英宗年间的石亨曹吉祥的政治联盟，他们推翻了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要不是他们水平实在太差，文官集团也不会那么轻松的击败他们。
随着张超的定性，他毫不犹豫的拔掉了一个又一个武将世家，凡是涉及到刺杀图谋的，一律主犯处死，家族流放东番岛。
而多家自以为是的勋贵被严厉处罚，或是丢了军中世职，或是被夺了大量田产，以后他们只能做的是与国同休，却别想做为国效力了。
张超为了从源头控制军队，他开始整顿九边军官的家丁，命令禁止军官驯养家丁，并且按照新团营的模式开始整顿九边边军。
除此之外张超还颁布了军中世袭军官的考核办法，考试不通过别想承袭祖上的军官世职。而为了提高军官素质，他准备扩大武举的规模，同时准备设立各种军校以培养军队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就在张超干的热火朝天之际，一批又一批将门家属哭哭啼啼的离开了北京，被流放到遥远的东番岛。就在这时，张鹤龄的家中来了几个特殊的客人，他们正在协商，对于张超专权已经忍无可忍的几派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决定赶走这个钱庄子。
第599章 王璟（）
此时已经是嘉靖四年的冬天，按照规定，第二届国士院选举即将开始，因为国士院选举可以连选连任，所以有意再一次当选的国士都已经返乡，用半年时间来准备新一届国士院的选举。
这五年来，因为张超处处以国士院为尊，成为国士的好处已经天下皆知，所以第二届国士院的选举比第一届要激烈的多，那些希望连选连任的国士也非常多，留在京中的国士太少，所以国士院也就不开张了。
这样一来张超就更没有人制约了，随着张超对于军队改革的深入，他在官场上的敌人的势力也越来越弱，已经等不下去的他们决定在这个时刻对张超摊牌。
问题在于上一次张超遇刺，他乘机调动了军队进入内城，后来干脆在九城兵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提督九门防御衙门，统领这部分入城的军队。
张超设立了文武两个主官，文官是五品衔的右副佥都御史，武将则为总兵，均由张超的亲信担任，这样一来他就牢牢控制了内城。
皇城的军队一概由御马监太监管理，而太监势力经过张超打击后已经缩水的十分严重，太监集团当然对张超也十分不满。
所以御马监尽管控制在张永这个太监手中，但是只要有太皇太后的旨意，可以很轻松的越过张永，动员起一定数量的侍卫和太监。
而张超虽然要求各家勋贵放弃家丁，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只要充分动员，发动几千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光凭太监和勋贵起来闹事，就算杀了张超也没有办法获得文官集团的支持，而张超在外的党羽众多，若是他们反扑，搞不好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必须有文官的配合。
而这个人经过几年的寻找，终于出现了，那就是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监管京团营王璟。
王璟是山东人，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他是北方士大夫集团的领袖，成化八年的进士，长期担任地方官，刚直不阿，资历很老。老爷子以前很佩服张超的军功，所以对于张超很是支持，张超为了拉拢北方士大夫，就让他出任兵部尚书，管理京营和新团营的后勤钱粮。
王璟在这个位置上如鱼得水，做的十分不错，但是干了几年下来，张超在新团营的一些手脚就被他慢慢看出来了，所以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心，王璟不由自主的走到了张超的对立面。
一方面是两人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差异太大。张超思想太过新潮，处处讲利，又特别看不上翰林和御史这样的清流，这与王璟相对保守的政治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张超改革的一些后遗症也日益暴露出来，改革本质上是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所以必然严重威胁到北方相对落后的小农经济，南北差异越拉越大，改革看起来只有沿海和南方受益，而北方人似乎一直在吃亏。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张超为了清洗整治将门，竟然不经批准就把新团营调入京中，这简直大逆不道，所以刚正不阿的王老爷子觉得张超已经不适合再做下去了。
但是张超势大，王璟在隐忍的同时，开始小心的拉拢张超改革的受害者，京中的勋贵将门，太监势力还有一些北方的文官，由他串联起来，他的想法就是张超改革走的太过，该刹刹车了，所以最好是张超回家，然后回到弘治年间众正盈朝的局面，那是一个多好的时代呀！
王璟的出现就像及时雨一般，使得利益受损的集团有了主心骨，老爷子才干出众，他非常清楚，要想赶走张超，必须有大义名分。
张超改革最聪明的一点事拉着国士院作为挡箭牌行一己之私，所以天下人都知道他专横跋扈，可就是没办法说出口。
到了王璟，他的想法很简单，他需要获得太皇太后张氏的支持。他相信大明的文武是忠贞不二的，只要张氏的懿旨一下，张超的势力很快就会灰飞烟灭。
问题在于按照老祖宗的制度，罢免重臣必须由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然后才可以张氏用印，没有前两家，张氏的懿旨是不作数的，毕竟张氏不是皇帝，张超可以毫不犹豫的拒绝懿旨。
到了嘉靖年间就更麻烦了，中间又多了一个国士院审核，像张超这样的重臣，必须国士院超过三分之二才能罢免。
所以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张超控制了军机房和国士院，事实上合法手段根本就赶不走，这也正常，他毕竟是先帝指定的辅政大臣，要是那么容易被赶走还不乱套了。
所以到了王璟这里，他为了赶走张超，只能选择与虎谋皮，联合太监和勋贵这些利益受损者一起赶走张超。若是成功了，这些人该有多么膨胀呀，想到这里，王璟不由得有些叹气，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
可是转念一想，他又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张超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