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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社会在变迁，万历朝的情况和大明初年已经大不相同，而张居正改不了税法，就只能从社会现状上下手。
首先是丈量土地，揪出被隐没的大量土地，这是收税和推广一条鞭法的基础。
而一条鞭法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用银两取代粮食，丝绢，劳役等等其他替代税收的物品，并把各项名目的税赋整合到一起，统一征收。
看似简单，但是其中的学问却大了，首先说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最重要也最难以跨越的祖制问题。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在祖制的基础上加以修正的结果，他没有改变太祖皇帝规定的各项税赋额度标准，甚至没有废止或是增加任何一项税赋。
他所做的，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征收税赋！
这算是老朱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空子之一，也是张居正绞尽脑汁想到的，能够绕开祖制的唯一办法。
他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只是触及到了根本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已经够了。
老朱的制度不存在问题，或者说，存在的问题不大，存在问题的是执行制度的人。
熟悉经济的人知道有个东西叫本位制度，简单点说就是货币体系的基础流通单位，大明的经济体系当中，实行的应该说是粮本位。
在张居正之前，朝廷征缴税赋，一般是以粮食为主，掺杂丝绢，帛布等等贵重物品。
这样做的好处是稳定，毕竟金子银子都不如粮食来的实在，尤其是在灾年，粮食才是最紧要的东西遇上哪个地方遭了灾，朝廷赈灾用的是粮食，总不能给一帮嗷嗷待哺的百姓一堆银子啃罢。
但是粮本位有一个大大的坏处，就是它会产生损耗，而且成色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江南膏腴之地出产的粮食，是上等粮，而边境贫瘠之地出产的粮食，则是下等粮，何况每个地方出产的粮食受土地肥沃程度和天灾的影响，所以官员收缴的时候，并不能简单的用数量来定论。
其次是粮食的运输和保存问题，粮食不比金银，保存不当便会腐坏，而且就算保存得当，也只能保存几年，朝廷收缴上来的税收如果是粮食的形式，很难长期保存下去。
而且长途运输会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这些到最后，也是要分摊到老百姓身上的。
何况这两项大的漏洞，还会给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让他们有从中渔利的机会，事实上，税收的问题根本在于官员的问题。
所以张居正实际上开刀的是整个官僚体系，他将所有的税赋归到一起收缴，便变相的消除了地方官加摊税赋的机会，要知道，这年头老百姓都没什么文化，各项条例的解释权在地方官手里，官府随随便便编一个税赋的名头，他们就得老老实实的交，但是一条鞭法实施之后，老百姓们就算不知道那各种名目的税赋自己该不该交，总该知道自己一年只交一次就够了，再有收税的那肯定就是地方官胡乱摊派。
如此一来，在收缴税赋之时，辅以朝廷强大的监察体系，便可以最大限度的减轻老百姓身上的负担，令他们不受苛捐杂税的困扰，这是针对税的改革。
在赋役一道上，张居正将所有的粮食和丝绢等其他各项物品，统统折成银两收缴，就大大的减少了人工的成本，一个简单的道理，运一百石粮食需要十几个民夫，但是折合成银子，不过五十两左右，一个小箱子就可以轻松送到京城，其中节省下来的人力何止十倍。
而且将粮本位逐渐换成金本位，最大的好处就是金银不会腐坏，张居正改革之后，国库的税收猛然暴增，已经不仅仅是收支平衡，而是税收大于国库用度，这些税收既然是以金银的形式存放在国库当中，自然不担心像粮食一般会腐坏。
如此经年累月，结余下来的银两也十分可观。
更重要的是，将粮食等物折合成银两，方便计算和收缴，减少了官员们做手脚的机会，堵住了原本税制当中存在的种种漏洞。
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他这两项制度，触动的都是官僚体系的利益，等同于将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强行剥离出来，分给了国库和百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这让一众官员如何能够受得了？
不客气的说，若不是张居正早有先见之明，将中央大权牢牢握在手中，怕是一条鞭法刚刚提出来，就会登时夭折，王安石的前车之鉴还摆在原地！
而如今要重启一条鞭法，理所当然要面对的，依旧是庞大到极点的整个官僚体系……
第六百五十一章：黑心钱不是钱啊！（）
千万不要以为，有了皇帝的旨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大明朝的文臣是历朝历代，最难对付的大臣，涉及到矿税这样的大事，不动则已，真的要动，那可不是任何人耍耍小聪明就能用文字游戏糊弄过去的。
这是朝政！不是过家家！
想至此处，朱赓等人的脸上总算是浮起了一丝把握。
先前在朝议之上，的确是他们占了下风，一时不慎将王锡爵逼得急了，连一条鞭法取代矿税的话都说出来了，更被陛下抓住口风，命他们廷议出个结果来。
但是这终归是国家大事，不是意气之争，他们这些人执掌中枢，对柄机要，此刻坐在内阁当中冷静的推敲，总是要拿出一个足够过硬的理由的。
废矿税是废矿税，启用一条鞭法是启用一条鞭法，不可贸贸然混为一谈。
皇上虽趁他们一时心神失守下了诏谕，可到底须得廷议来最终定论，不然的话，恐怕诏旨到了六科，也会被封驳回来。
王锡爵耳中听着朱赓的质询，扫视着底下一干大臣的神色，见得众人一言不发，便知这也是他们共同的意思。
今天若是拿不出一干过硬的理由来支持用一条鞭法取代矿税，即便是有皇帝在金殿上的金口玉言也作不得数。
所谓君无戏言，指的是经过内阁和六科共同认可审核之后的诏谕之言，不是皇帝随便开一句玩笑话都能套用君无戏言的。
“诸公不必着急，以一条鞭法代矿税，非是老夫一时脑热，而是仔细思量过后的结论！”
沉吟片刻，王锡爵缓缓开口道。
众臣一副愿闻其详的样子，顿时将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
“众臣皆知，先帝开矿税，乃是因宫中用度不足，不得已而为之，尔后宫中大火，三殿二宫皆被焚毁，先帝命户部拨银重修，可户部存银不足，内库又因连年大战，无银可用，故而群臣方才默认了先帝收缴矿税之举！”
王锡爵叹了口气，却是说起陈年旧事来。
矿税的征缴，最远可以追溯到万历二十一年左右，那个时候矿税还没有在全国铺开，仅仅局限于直隶，浙江，河南等几个省份，矿税太监的行为也相对克制，不敢做的太过分。
但是已经有大臣觉察出苗头不对，开始上疏弹劾，不过朝堂诸公却没有太过放在心上，毕竟大明朝的皇帝，历朝历代都有下民间搜刮一番的习惯，做的不太过分，朝中大佬们也就不至于反应太过激。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眼前这位陛下，可不单单是想要搜刮一番这么简单，尝到矿税的甜头之后，便不顾众臣反对，任命了更多的矿税太监，赶赴各地收缴矿税。
任何政策，只要全面铺开到全国范围，就会出现无数种难以把握的状况了。
神宗的本意是征缴矿税补充内库用度，但是实际操作当中，矿税早已经成了一种名头，矿税太监每至一地，往往是借矿税之名，盘剥商贾士绅，带回大笔银两取悦皇帝。
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就是，朝廷在百姓当中的名声越来越坏，千万不要以为，矿税太监找的都是有钱人家，就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
事实上，作为最底层的的老百姓，上层的任何动荡产生的后果，最终都会转嫁到这些可怜的老百姓身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士绅，名下可能有几百亩田地，府中便可能有十几户佃农，矿税太监一至，为了保住性命，这些士绅不得不筹集银两，抛家舍业，甚至不得已之下，不得不将手中田地卖出，以求平安，而这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些佃户原本的生活被打乱。
买下田地的人，必定是另一士绅或者商贾，府中有自己的佃农，不一定会再用他们，御史登时便会面临着失业变成流民的风险。
若是这士绅的运气好些，举家业能够侥幸打发走矿税太监，对于老百姓来说，更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这些老爷们在矿税太监那吃了亏，转头是要在他们这找回来的，于是可能原本六成的地租变成了七成八成，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逼得急了，人活不下去，就会揭竿而起，各地烽烟！
作为朝廷的衮衮诸公来说，自然看得出来这其中的联系，所以才有各种请罢矿税的奏疏，这种游离于朝廷制度之外的额外税收，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大多是负面，而且是不可控的。
但是另一方面，朝臣们的地位也很尴尬。
矿税带来的灾祸是事实，但是它的确缓解了朝廷的用度，尤其是这几年，各种大战花钱如同流水一般，朝廷国库的银两却是屡屡告急，甚至有些时候，连官员的俸禄都要靠内库拨银来发，而内库的银两，又大部分来自矿税。
黑心钱也是钱啊！
这种情况下，让文臣怎么壮起胆子跟皇帝死磕，要求罢免矿税。
再往后，国库充裕了几分，又闹出了宫中大火的事情，堂堂一个大明朝廷，作为朝议之用的三殿两宫遭了大火，能不修吗？开什么玩笑！
可国库手中不过是充裕了几分，要启动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到哪去找银子？
说不得，还要从矿税头上打主意。
朝臣们捏着鼻子，也只好默认了皇帝收矿税的行为，这些话若是在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