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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过二十万两；给付蒙古诸部马价及赏赐上等丝绸二万匹、中等丝绸二万匹，下等棉帛五万匹，粮米粟豆十万石，另有银三万两、其他物品数不胜数，共计合银近五十万两，远愈我朝所得。另据当年边地军镇奏报，斯时蒙古恰逢天旱，粮食奇缺，边民一石杂粮即可自蒙人手中换得良马一匹或健牛一头并羊两口，如此算来，我朝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朱厚熜原本也知道，明朝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无论朝贡贸易还是官营互市，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地少取多予，薄来厚往，不但无法从对外贸易中赚取利润，反而要赔上大量的银子。因此，乍一听晋商贺兰石奏请开民市，由他专营，国家不用承担任何贸易风险，却可以收取10％的关税和30％的利润，又何乐而不为呢？但听严嵩大致为他算了这笔账之后，他又舍不得了
第五章特许专营（二）（）
翻来覆去想了又想，朱厚熜终于下定了决心，江南叛乱要兴师征剿，各地数百万的难民要安置返乡，朝廷拿不出那么多的银子，不得已发行国库券，却又卖不出去。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筹措资金渡过财政危局，不能在这个时候眼红别人赚钱。此外，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正赚再多的银子，也是落到了中国人的口袋里，无论是拿来买房子置地，还是讨上十七、八个小老婆，总是在客观上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更不用说边境贸易可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想到这里，他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便咬着牙说：“商贾逐利，天性使然。若无暴利，他不会挖空心思求到你严阁老门下，还奉送这份厚礼！”
严嵩闻言浑身一震，赶紧离座下跪请罪，朱厚熜摆摆手说：“朕又没说要治你受贿之罪，你何必如此紧张！以朝贡及官市示朝廷羁縻之意，以民市促进汉蒙两族交往及贸易往来，只要把住铁器等战略物资的关口，不使其外流资敌，其他的民生之物互通有无，倒是对双方大有裨益。不过，无论吃了多大的亏，朝廷也该心中有数才是，你可令户部匡算出个大致数额来。”
严嵩说：“臣这就下内阁急递于各边镇、府衙，命其核查历年外流物资所值，上报户部匡算。”
朱厚熜点点头：“这样就周全妥当了。说起来今次朝廷能解决财政难局，还多亏了你严阁老。朕就做个顺水人情，将那贺兰石送你的那只古董仍赏给你，那一万两银子也由你拿回去，就当是他给你的佣金好了。”
严嵩象是受了侮辱一般，亢声说：“臣万死不敢奉诏，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朱厚熜不解地问道：“这是为何？”
“臣乃圣人门徒，又是大明职官，岂能受贩夫走卒钱物馈赠！何况佣金之说只用于牙商中介，非是圣主可以加于人臣之语，还请皇上收回！”
朱厚熜心里一哂：装什么装！你严嵩若是不爱钱，怎么会成为有明一代最大的贪官！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虚心受教、闻过即改的样子，说：“严爱卿此说倒都在理，是朕欣喜之余说错了话。不过你此次居功甚伟，朕还是把那件古董赏赐给你，那一万两银子就俯允你之所请，充为国用，但用以购买国库券，每年的收息朕也贴补给你。这是朕赏赐给你的，勿需辞谢。”
停顿了一下，朱厚熜又说：“你严阁老有经天纬地之才，不是陈以勤那样的迂腐书生，当此国难，你又身为社稷辅弼重臣，虑事行事更要只讲苟利家邦即可，且不能囿于流品俗念而因人费言。那帮书呆子话虽说的好听，真要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却是休想。朕只多收了他们一点银子几斗米，他们便连圣人教诲也不记得了，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也不要了，伙同那些逆臣贼子作反了！”
严嵩忙叩头下去，说：“臣谨记皇上圣训，虑事行事只论是否苟利家邦，不论其他！”
朱厚熜笑道：“好！朝廷发售国库券筹措军需之事刻不容缓，明日朝会之上，就由你以内阁名义上奏此事。”
严嵩心里苦笑一声：皇上又是要让他来承担天下骂名了，赶紧说：“臣还有一事要奏请皇上恩准。”
“有事但讲无妨。”
“谢皇上。”严嵩说：“依臣之愚见，因民市之说在我朝尚无先例，恐招人物议，臣奏请朝廷赏赐贺兰石六品冠带，委以监督管理民市之责，如此便能将民市名正言顺地归于朝廷管辖。”
古往今来，士农工商，自有分野，尤其是明朝，因明太祖朱元璋本是农民出身，十分讨厌商人，因此于开国以来，便定下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模仿西汉初年的做法，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还曾以国家政权的强制权力，采用严刑峻法以打击工商业活动，于洪武二十二年下令“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二十四年更进一步严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这样不顾经济发展和民生之需的政策自然难以持久执行，但商人社会地位之低、商业活动所受诸多限制，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触碰到了“祖制”这条红线，今日在府上，贺兰石曾含混晦涩地提出过这个要求，严嵩没敢答应他。不过此刻见皇上又将他置于士林清议的风口浪尖之上，他便将此事也提了出来。
对于严嵩的这个提议，朱厚熜又一次踌躇了。给贺兰石一个官员的身份，倒是可以掩人耳目，至少能在表面上将前所未有的民市纳入官市管理，以避免朝野上下那些保守顽固的官员士子的攻讦。但是，当日商议财政问题，有人曾提出可效法前朝旧例，准许士子纳贡捐官，收取钱粮充为国用。他一听就气炸了：这不是公开卖官鬻爵吗？大概也只有那些浊世昏君或是亡国之君才敢这样干吧！当即厉声斥责道：“国家官职、朝廷名器，岂能待价而沽！”这下倒好，士子都不允许纳贡捐官，却将官员身份赏赐给一个商人，这无疑是跟与鞑靼议和一样，又犯下了明朝的一大忌讳，触碰到了官员士子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想到这里，他疑惑地看着严嵩，真不知道这个一向表现得极其圆滑、极其干练的家伙，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
严嵩也知朱厚熜心中做何之想，但他却没有如往日一般赶紧跪地请罪，而是目视侍立在皇上身旁的吕芳，含笑不语。
主子与内阁辅臣商议家国大事，吕芳虽说遵着祖宗家法不曾开口，但在心里也一直为主子盘算着，见严嵩在主子面前不加掩饰地将目光投向自己，立刻就猜到了他的用意，心中暗骂一声：好一个奸诈狡猾的老贼！但想到此事关乎国家安危、社稷存续，更关乎主子的天位能否坐得安稳，只好咬咬牙，跪了下来：“主子，奴婢倒有个法子，虽说不上两全其美，或许可以稍稍堵住那帮迂腐书生的嘴。”
“哦？”朱厚熜顿时来了兴趣：“快说来听听。”
宫廷御用之物，林林总总，不胜枚举，除了各地进贡之外，还需大量自民间采办。而采办之事，就由二十四衙门里各司太监和少数民间商人承担，这些商人就是人们俗称的“皇商”。吕芳建议给予贺兰石皇商的身份，设立总领与蒙古各部互市的市舶司提督衙门，委派内官担任提督，以贺兰石副之，赏赐六品冠带自然也是内官服饰，算是宫里的人，不归朝廷管。如此一来，就没有人能说是亵渎国家名器了。
这个主意也不太符合朱厚熜的心意。嘉靖二十二年初，朝廷动议复设市舶司，时任礼部尚书的高仪便直言不讳地说市舶司历来由内廷掌管，市舶税也归内廷所有，于国朝财政无有缓解之功。为了安抚诸臣，他当场表态将市舶司交由朝廷掌管，由内阁会同吏部、户部择其贤能清廉者署理，归于户部管辖，现在却又委派内官提督市舶，岂不是出尔反而，失信于臣下？
但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比之违背祖制许开民市，比之授予贩夫走卒之流官职，这个建议可能引起的反对之声倒真能少上许多。
朱厚熜叹了口气，说：“此事就准你们所奏吧！”想了想，他又说：“不过此事也不能轻易许他，朕知道晋商大多是经营粮业起家，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朝廷如今最缺的就是粮食，他贺兰石的胃口这么大，想必本事也不小，就让他三月之内给朕从江南弄来十万石粮食，也算是对他的考验！到了那时，鞑靼求贡书也到了京师，再议复设市舶司之事也不晚。”
严嵩和吕芳一齐跪了下来，由衷地说：“皇上圣明！”
次日朝会，严嵩关于准许晋商贺兰石包销国库券的奏议引起了朝臣们的强烈不满，赫赫朝堂之上，争吵声此起彼伏，激烈程度不下于当日与鞑靼议和之争。
许多官员认为，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发行国债，诚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却已是大失颜面之举，若再由贩夫走卒出面包销，等若代国家行政，朝廷颜面又将何存？个别人甚至建议，效法太祖处置沈万山例，以“商人干政”之罪将贺兰石下狱论死，家产抄没入官。
已探明圣意的严嵩胸有成竹，带着已被朝野上下视为“严党”的吏部侍郎欧阳必进、户部侍郎关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耀、翰林院侍读学士许炝、通政使司右通政使赵文华等亲信，一口咬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士农工商，皆是我大明的子民，不能阻绝子民报国之门；还说贺兰石虽为商贾之流，却也能上体君忧，慷慨解囊以赴国难，更值得嘉许云云。
自嘉靖初年的礼仪之争，朝臣们就分裂为“尊礼”、“议礼”两派，但凡遇到重大的朝政之争，无不以一党之众，或轮番上阵，或群起而攻。但高仪、杨慎两人死于薛、陈谋反之后，尊礼派便群龙无首，顷刻间土崩瓦解。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