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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芳逃过一劫，心中庆幸不已，也就不敢隐瞒，一五一十地向皇上娓娓道来：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除此之外，还有制科，合称“七科”。常科考试内容固定，日后便演变成为只论经义的科举制度；而制科则是由皇帝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临时确定科目，名目很多，据唐会要制举卷所列，便有七十八科次之多，有文史兼优科、博学通达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军谋越众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等等，不一而足。应制举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是既无出身、也无官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
第十八章一视同仁（）
朱厚熜听得津津有味，更笑得合不拢嘴，一俟李春芳说完，立刻就表态道：“如此甚好，确需加开制科，广取英才。那么，李阁老以为该开哪一科为好？”
李春芳不会在这个时候犯傻，当即就躬身答道：“回皇上，臣请开军谋越众科，为国朝广取军谋之才。”
朱厚熜笑道：“呵呵，你李阁老分管军务，有私心啊！”
随即，他又问道：“朕问你，制科可一年开两科吗？”
李春芳尴尬地说：“回皇上，唐会要并无所载，臣也不知。”
这便是婉转地表示“不能”了。朱厚熜沉吟着说：“那么，国朝已有武科，若再开军谋越众科，一来重复，二来那些一味偃武修文的官员士子难免会责怪朕偏心军务，徒增纷扰。这样吧，就开那个什么哦，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说着，他突然开心地笑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个名字多好！贤良方正，正是士人学子之佳德操守；能直言极谏，恰好可为朝廷招揽刚直耿介之士。真要能多取些这样的人，那些奸佞之臣焉能立足朝堂？我大明政风吏治就能不清自肃了！”
李春芳可不知道，正是自己偶尔提起的这个制科名字，使皇上想起了一个令他喜欢之中隐隐还有一丝惧怕的人，不用说，便是那个如今正任苏州府昆山知县，令应天府上上下下官员乃至坐镇江南的吕芳都头疼不已的海瑞海刚峰！
应天府官员诉苦之事，吕芳都密奏了皇上，朱厚熜也是大伤脑筋。论人品，海瑞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可为万世之表；论做官，海瑞却不懂变通之道，也不懂得“水至清则无鱼”这一浅显的道理，他的那些作法显然不利于民生的复苏和经济的发展。看来此人不适合做牧民之官，只适合做监察御史或六科给事中，用之稽查政事得失、查办贪腐官员、震慑奸佞之臣是一把好手，应该把他尽快地放到合适的位置之上。
可是，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有很高的标准，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别的不说，他没有进士的科名，就被挡在了都察院和六科廊的门外。如今加开制科，那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简直就是为他度身打造的——放眼有明一代，谁还能比他更有资格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
皇上说的如此诙谐，李春芳想笑却又不敢，只得咬着下唇应道：“圣明天纵无过皇上！”
朱厚熜象是又想起了什么，忙问道：“哦，对了，应试中式之人与进士科可有差别？”
据唐会要所载，制科考试虽由皇帝亲自命题，亲自主持殿试，成绩优异者亦能得“美官”，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尤其是在士子或显宦心中远远不若进士科出身荣耀。唐人笔记曾记有张氏弟兄八人，除一人是制科出身外，其他均为进士科。家中集会时，进士科出身的七人不允许制科出身的兄弟和自己坐在一起，称曰“杂色”。皇上这么问，李春芳当然无言以对。
看他尴尬的表情，朱厚熜就明白了，愤然说道：“都是国家有用人才，还要分个三六九等，此风断不可长！朕问你，制科可出过哪个名垂青史的治国能臣或是士林人尽皆知的风雅之士？”
同样是因为制科出身的进士被视为“杂色”，在官场升迁上便受到歧视，李春芳一时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名垂青史的治国能臣是制科出身，不过，士林人尽皆知的风雅之士倒是真有一个。他躬身应道：“回皇上，晚唐诗文名家杜牧乃是制科出身，恰是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史载，大和二年二月，杜牧中进士科；同年闰三月应制科，以第四等及第，旬月之中连抡两元，人多奇之，传为一时佳话。”
找到代表人物，朱厚熜也不会讲究太多，当即笑道：“呵呵，朕猜想当时进士科未发榜，这个小杜担心不能及第，才应试制科，求个双保险的吧？不过都能考取，也确是有本事。”
李春芳正陪着笑，突然见皇上面色一冷：“既然制科能出小杜这样震烁古今的大才子，又岂能小视之？内阁阁员之中，马阁老不是翰林出身，当无门户之见。严嵩和徐阶不是都被人赞为当世诗文大家吗？你去告诉他们，写不出阿房宫赋这样的名篇，做不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和‘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样的佳句，就休要与朕再提说制科低人一等的话！”
尽管李春芳和严嵩、徐阶等人背地里勾心斗角，但场面上的和衷共济还是要的；而且，让他一个次辅诘问首辅严嵩和群辅徐阶，也不合官场游戏规则，这当然是皇上的气话。依李春芳的风骨，不会象严嵩那样不假思索地应道：“臣谨领圣谕。”，回过头来再想办法回旋转圜；但他不是夏言，也不会硬邦邦地回上一句：“此系乱命，臣万死不敢奉诏。”，直接拒领皇上的圣谕。他一本正经地说：“回皇上，此两联诗乃是杜牧入幕扬州之日，放浪形骸游戏人间之作，以此青楼薄幸之句诘问内阁辅弼重臣，臣以为不妥。依臣之陋见，杜牧之作以咏史之诗为最佳，借古鉴今，脍炙人口，故臣启奏皇上，可否将这两联诗换为杜牧咏史之诗，如‘胜败兵家寻常事，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论诗文，朱厚熜可不是这些明朝大学士的对手，摆摆手：“也不是什么关乎国计民生、社稷存续的大事，随你吧。但你可要告诉他们，制科不比时务科，什么不能称进士、点翰林之类的话免开尊口，省得朕驳了他们的面子。”
李春芳试探着说：“李唐开制科，照例由天子下诏并亲拟考题，亲执殿试。我朝复开制科，是否参照古制，请皇上明示。”
朱厚熜明白李春芳的意思，明朝风气与唐朝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受到程朱理学的熏陶，士人学子都已确立“天地君亲师”的纲常伦理，身为九五之尊的皇上亲拟考题，亲自主持殿试，取中的进士就能被别人视为“天子门生”，这是任谁也不敢小视的，李春芳的建议在不动声色之间就杜绝了朝臣士林非议制科、歧视制科进士的可能！因此，他当即表态说：“当然该效法古制，朕亲自来当这次制科的主考官。不过，我大明要开创中兴之伟业，诸般紧要时务不知凡几，朕以为就不必限定题目了，只要应试士子所提策论能切中时弊，确系合理可行即可。开制科不但要为国家选拔有用之才，还要能集思广益，求得治国理政之良策。如此一举两得，又何乐而不为？”
“皇上睿智。”
“此事就这么说定了，具体施行方略由你与其他阁员商议酌定后拟旨呈进，朕看过之后即刻批红颁行。”
“臣谨领圣谕。”
李春芳告退之后，一直侍立旁侧的张居正突然跪了下来：“微臣有事要奏请皇上恩准。”
解决了海瑞和徐渭的功名问题，朱厚熜如释重负，心情也十分愉悦，便笑着说：“你张太岳侍侯了朕这么久，还从未和朕开口提过什么要求。说吧，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度，尽管道来。”
“微臣谢主隆恩！”张居正叩头道：“微臣恳请皇上恩准臣应试制科。”
“哦？你已是庶吉士，散馆之后便能实授官职，又何必要多此一举？”朱厚熜开玩笑说：“莫非这大明储相，竟还不能遂你张太岳之愿？”
“回皇上，微臣辱蒙圣恩，得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微臣不胜感激涕零之至。惟是庶吉士向来由科甲进士之优者经馆选荣膺，臣未经大比，忝列其间，实在受之有愧”
其实，张居正不参加科举考试是朱厚熜早就打定的主意。以张居正之才干，如今又侍奉御前，在这样的机要密勿之地时常聆听皇上与朝廷辅弼重臣商议国家大事，对他增长学识大有裨益，日后定能成为治国能臣、一代名相。而他没有科名，一来便不会有科甲官员的门户之陋见、朋党之劣习，对他以后位列台阁，执掌朝政大有好处；二来也可为日后进一步改易明经取士的科举制度埋下伏笔——当朝首辅都没有科名，谁还敢以科名取士用人？这便是朱厚熜的用意之所在，但这些话，却不能给张居正或其他人明说。而且，朱厚熜也知道，这样做确实有些委屈了张居正，让他受到了那些迂腐的科甲官员、翰林清流的歧视和非议。因此，他伸手将张居正扶了起来：“不必多礼，起来说话吧。”
张居正起身后，朱厚熜温言抚慰道：“你一直在朕的跟前行走，朕知道你的苦衷，不外乎就是怕人说朕给你开了幸进之门。可你确是有才之人，你写的那几篇理学文章朕都看了，写的确实很好，在朝野也很有影响，听说不但国子监的太学士广为传抄，就连翰林院那些翰林大老爷们也都是赞不绝口，都说你是国朝近年罕有的理学后进之士。还有，听说最近这两次翰林院考察庶吉士课业，你一次得了第三名，一次得了第五名，都在优等之列。终日要在御前侍侯文墨，你的课业也没有拉下，翰林院上上下下都无不叹服，朕闻之也十分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