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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生员认为，该废弛“铺户当行买办”之制，改以招商买办，“上有所纳，给予价值”；“着有司核定时价，价照时估，如数给予，是以国用既不匮乏，而商又得利。”若遇朝廷大宗采买，则“乞将年例钱粮办纳之数，以难易定其多寡，以迟速定其先后。多者预支十分之四，递减至一分。半年以内全给，一年以外先给其半。”
还有一位应试生员也议论的是这个问题。不过，他是从经济角度入手，畅论了朝廷对于商贾课以重税的弊端。
明朝开征商业税的名目本来就很多，而且税种愈来愈繁，税额愈来愈高。开店铺的有市肆门摊税；一应塌房、库房、店舍、停储客商货物的栈房，必须每日纳钞；驴骡车受雇装载货物，出入京城或其他城市的，每辆亦必要缴纳车马税。水陆通道，各设关卡税监，按照路程远近、装载货物多少，分别征收船料税、条税、门税、关税。其他诸如鱼课、酒醋税、牙税、香税、头匹税、落地税等，难以尽录。而且，上至宫廷皇室、朝廷户工两部，下到各省、府、州、县的官吏胥役，都向商人伸手，大小管道分别唆吸钱财，筹算及至骨髓，不遗锱铢。公私交征，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于是，商业遂陷于重困，商贾罕至、货殖不通，进而影响到了国家税收的持续增长。显而易见，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实际上是自堵税源，破坏财政平衡的愚蠢做法，与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趋势更是背道而驰。
该生员认为，“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通无以济也。”也就是说，农商必应相互倚赖，农与商虽然职业分工不同，但异业而同心，都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都能够对社会做出不同的贡献。明确提出了“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建议朝廷不能无视农商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不能忽视商力所能承担的限度，故此，必须在榷税制度上作较大幅度的改革，从整顿榷税制度，肃清巧立名目以增课，减少重复征税，严禁滥肆罚借入手，严申法令，革除积弊，抑平物价，减除中饱，限定税额，才有可能畅通物资交流，保证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促进贸易繁荣。
看到这两份策论，使朱厚熜联想到了时务科经济科有两位进士的策论，一是建议朝廷取消商人“市籍”，准许商人自由经商；一是建议朝廷废弛“牙行”包买包卖制度，准许行商按地域设立会馆，自行觅主发卖。
所谓“市籍”，指的是凡要在城镇经营工商业的人，必须先到官府登记，取得批准，才可以“占市籍”。如果未获准“占市籍”而擅自经营工商业的，就属于违法，可以按照游民处理，或被驱逐或被拘捕。之所以朝廷要专门立有“市籍”，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控制和限制；另一方面则用以作为对占籍者征调各种繁重差役的依据。一些工商业户“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必转徙”，不少人因此只好被迫逃籍。
而坐地牙商包买包卖，则是行脚商人的一大苦处。行商扬帆载货，将本图利，比之要办理“市籍”，承担差役的坐商，固然多了许多自由；但一买一卖，都要受制于牙行，不经牙行，便不能购货，也不能发卖。牙行商人仗着有官府牙帖，坐收厚利不说，还将自己不得不承受的买办之苦转嫁到外来行商头上，甚至还有一些不道德的牙商，恣意欺侮外来行商，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该生员墨卷之中所揭示的牙商其用心之险恶、手法之诡异，令朱厚熜看了也不禁瞠目结舌：
大凡商货初到，牙商照例宰鸡设宴，招妓演戏，殷勤招待。及至商货到了牙行的货栈之中，便任意把持，私行取用不说，还往往压住商货，不觅主发卖，弄得行商常常要等上数月一年之久，仍不能将货物脱手。那些做行商的，哪一个不是把身家性命压在行情涨落之上，被牙行这么一压，好端端的热货便成了冷货，简直是要了行商的命。
按说商货跌价，牙行也并无好处，但他们一味招揽，自己做不来也不许行商自行发卖，到了货贱之时，牙行更是压着不发，却照旧要向行商收取客栈租金和俗称“牙用”的佣金。那些行商多是小本经营，哪里受得了牙行这样折腾？只好任由他们摆布，赶紧忍痛将货物低价贱卖了事。说起来，行商之苦，比之坐地经营的牙商，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厚熜早就知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朝中叶就已经出现，之所以未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一大原因就是因为明清两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横加盘剥；并对商人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经商要有市籍。种种抑商的弊政不除，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绝无可能，更不用说是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只是他并未深入研究过经商之道，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进行改革，这几份策论虽说都只是从一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但结合起来，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整套方案吗？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在那两份奏疏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圈，准备等取士完毕之后，将之与经济科两位进士的策论一并交由内阁会同有司仔细研究，通盘考虑，拿出具体可行的章程，对明朝“重农抑商”的现行国策进行改良，至于要旨，也是现成的——“厚农而资商”和“厚商而利农”。
一次开制科和时务科取士，就解决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根本大计的问题，令朱厚熜感慨万千：看来，明朝并非没有可用之才，而是都埋没于草野之中，这一科取士，真是物超所值啊！
海瑞议复井田制的策论并未出现在那八十份优等墨卷之中，这本在朱厚熜预料之中，但想来想去，他还是有些舍不得
第三十七章敬天谢祖（）
“徐阁老、田老夫子快快请起。朕把国家抡才大典交付你二位打理，这段日子也着实辛苦了，且坐着议事。”
等到徐阶和田仰两人谢恩就坐之后，朱厚熜满面春风地说：“内阁呈上的制科应试生员的优等墨卷朕都看了，都是既切中时弊，又切实可行、济时救难的治国良策，令朕读来爱不释手，不忍将任何一份弃之不取，这可如何是好啊？”
听皇上如此赞许自己的眼光，主持会试大比的徐阶不胜欣慰，这段时间废寝忘食地批阅试卷积累的疲惫也一扫而光。但是，皇上话里隐约流露出来的意思莫非是要突破制科取士五十名的限额？这不大符合朝廷科举取士的规制，只怕又会引起朝野上下的非议，让他不由得紧张了起来，忙与副主考田仰对视一眼。两人都从对方眼睛里读出了相同的顾虑，却都不知道该如何婉转地规劝皇上，只得低下头去，装作没有听懂皇上的话。
兴许是看出了他们的疑惑和顾虑，朱厚熜笑道：“呵呵，朕也知道朝廷早就定下了制科取士五十名的限额，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更不用说朕这个一言九鼎的天子，自然不能凭自己的好恶，随意更改、践踏朝廷法度规制。朕今日找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可否将未取中之士择其优者留下来，按其所论时务，分置有司衙门，效法观政之例，许食八品俸禄，却不给予观政名目，也不担任其他具体职务，以熟悉政务、调查研究为主，偶尔帮办具体差使，使其能够进一步修改、完善所献方略，以咨朝廷所用；也使他们能够精勤实务，不致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利于日后再度应试。对朝廷而言，不过是多了百十人的俸禄支出而已，但凡能有一两位可用之材献上可用之策，所收成效便不可估量。两位意下如何？”
随意突破取士限额，肯定会招致朝野内外那些迂腐清流“一味逢君之恶，不敢直言抗谏”的非议，但若只是将那些落榜生员留下来，只给八品俸禄，既不授官也不任职，大概也比没有品秩、不入流的属吏强不到那里去，兴许就不会引起那帮人的不满了；而且，也确实能收到皇上方才说的那两样功效。徐阶和田仰都躬身应道：“皇上圣明。”
“不过，话还是要跟那些落榜生员讲清楚，不是让他们如举人一样候选任官，省得他们以为会断绝了自己求取科名之路而不屑于此；而是广开言路，再求治国之良策。他们可随时上书献策，朝廷择其善者采纳之后即可给授一定官职；更可参加下科大比，也不限明经、时务还是制科，让他们好生珍惜这个机会，用心习学，钻研实务，以备日后报效家国社稷。”
停顿了一下，朱厚熜又补充说道：“至于那些等而下之者，既然都是朝廷重臣、各地督抚举荐的一方饱学之士，若弃而不用也未免可惜。可将他们都补入京师大学堂为大学生，国家养士取贤，广种才能博收嘛！”
徐阶和田仰分掌翰林院和国子监，这两个衙门都是国家养士储才之所，他们也堪称天下师表。皇上如此看重贤能之士，求才若渴之心更是溢于言表，令他们十分感动，便又都躬身说道：“圣明仁厚无过皇上。那些生员必定感怀浩荡天恩，精勤猛进，不负皇上殷切厚望。”
朱厚熜笑着说：“呵呵，朕就知道，你们都是夫子，定能体会朕这一片求才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