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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们由于生理上的残缺，不能享受人基本的欲望，也不能传宗接代、生儿育女，令一个男人丧失了基本的做人尊严和天伦之乐，已使得他们的心理大异于正常人；而家族的抛弃（按照封建封建传统观念，宦官死后不能入祖坟）和世人的不齿（宦官向来是被士大夫视为十分卑贱、羞于为伍的群体），更使他们已经扭曲的心理再度得到强化和固化。于是，绝大多数的宦官转而追求变态的享受和刺激，有的偏要纳上三妻四妾以充门面；有的甚至嗜食幼童脑髓以求“还阳”。而操纵他人的祸福与死生，更成为他们生命中唯一的乐趣和动力。一旦掌握了权柄，他们就会做出许多常人想不到、更做不出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尽情地发泄被扭曲的欲望以获得变态的享受，谄媚奸佞，残忍狠毒，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一个个曾经无比强大辉煌的帝国，在这些“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的家伙们的操弄下，飞速地走上衰亡的道路，接二连三地灰飞烟灭了。
当然，也并不是说宦官之中就没有好人，东汉蔡伦、明朝郑和都凭借着自己对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伟人；只是，这样的宦官实在少之又少，相反的是，从秦朝的赵高、汉朝的张让、唐朝的李辅国、宋朝的童贯，到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人们耳熟能详、臭名昭著的权阉奸宦史不绝书。而明朝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手中掌握的权利之大也是历朝历代之所罕见的。自永乐年间开始，宦官就逐渐走上了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从王振而始，汪直、刘瑾，直至魏忠贤，专权擅政、祸国殃民的权阉奸宦更是层出不穷，200多年来，一幕幕历史悲剧、惨剧和荒诞不经的闹剧，不断在大明王朝的朝堂上上演着。
明朝初年，经过朱元璋、朱棣两代皇帝的不懈努力，废除了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削夺了藩王宗室的权利，并使用监察和特务手段，使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不能正常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就必须有人打着皇帝的旗号，以皇帝的旨意自居，来替代皇帝行使权力，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就使得内阁和司礼监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朝廷的两大权力中心，更导致了两种情况的产生，一种是内阁首辅大权独揽，一种是宦官头子专权擅政。在这其中，由于宦官是皇帝一刻也离不了的身边人，而且宦官“无鸟一身轻”，没有子嗣后代，皇帝不必担心他们会篡位夺取自己的天下，因而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更容易成为权力的托付者。有明一代，无论太监如何猖獗、如何专权擅政、**朝臣，但都对皇上惟命是从，就连魏忠贤那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权阉，也从未有过谋夺天位，由“九千九百岁爷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万岁爷”的念头。
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大多优游怠政，使得朝中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内阁学士为了争夺首辅之位，结党联朋，相互倾扎排挤，并纷纷投靠宫中掌权太监，寻求支持；加之皇帝从不到内阁延访大臣，退居深宫大内也不处理政务，内阁票拟却要经过司礼监批红才能成为正式的诏命，使拥有批红大权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等于拥有了最后决策权。于是，宦官的实际权力逐渐超过了内阁，变得炙手可热，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不得安宁，内阁辅弼重臣也不免如此。比如说，万历初年，次辅张居正便是与神宗万历皇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并得到了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支持，才得以一举整倒了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高拱，夺取了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力。
回到这个时空的明朝之后，朱厚熜也曾想过要乾纲独断、事必躬亲，用自己的理想去治理和改造这个庞大的帝国，致力大明中兴，求民族之昌盛，谋百姓之福祉。但是，六部分设、没有宰相统领；加之朱元璋、朱棣两代皇帝设置了众多相互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使他要应付的日常政务不知凡几，终日批阅奏章至深夜，简直苦不堪言，不得不象其他皇帝一样，寻求权力的代理人。这就使他在两大权力中心内阁和司礼监之间，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取舍问题。
朱厚熜也知道，别看明朝专权擅政、祸国殃民的权阉巨宦层出不穷，其实宦官自己并没有什么权力，司礼监是代行皇帝的批红之权，东厂是皇帝的耳目，都完全被皇帝控制在手中，无论是何等权势熏天、嚣张跋扈的权阉，都不过是皇帝豢养的一条狗，皇帝杀之也如杀一条狗一般——刘瑾失宠，武宗正德皇帝在豹房淫乐之余，从门缝中塞出一张二指宽的手札，权倾朝野的“立皇帝”立刻被抄家灭族、凌迟三日而死。也就是说，削弱宦官权力，实际上就等于削弱皇帝的权力，这些权力资源自然要落入外朝之手，内阁权力势必膨胀，若有权臣心怀不轨，就有可能会出现篡位夺权、改朝换代之事。因此，权臣对于皇权的威胁要比权阉大许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按照一个皇帝的正常想法，应该是宁取宦官不取权臣，并且用宦官集团的力量牵制文官集团，确保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也是明朝中后期大多数皇帝的选择。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选择是错误的。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思路，走另一条路来试一试呢？不管怎么说，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出的文官，特别是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脱颖而出的内阁辅臣，无论是整体素质，还是个人才能，都要比粗通文墨甚至近乎文盲的宦官要高出许多，由他们来治理国家，对国家的发展应该更有好处。此外，或许是因为他并不是嘉靖本人的缘故，对于朱明皇权的永远延续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他甚至认为，哪怕是被曹操那样的奸雄窃国自立，也比把家产都让九千岁那样的阉奴败光，被外族侵略者乘虚而入的好——至少曹操及其子孙都是汉人，即便朝代更迭，应该也不会出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样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朱厚熜的这个抑制内官干政的想法由来已久，要施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这几年推行嘉靖新政，将全天下宗室勋贵、文官士绅都得罪光了，以致武将投敌、文官造反，宗室勋旧又在江南扯旗造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削弱他手中唯一完全掌控的宦官力量，简直是在找死！因此，他不得不把这样的想法暂时搁下了。
熬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如今情势已与当时大为不同，朱厚熜挟平定江南叛乱的大胜之威，将所有窥测天位或反对新政的宗室勋贵、文臣武将都一网打尽，皇权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他在朝野上下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真可谓是“君临天下，统御四海，呼吸间隐隐有风雷之声”。那么，应该是到了彻底割除依附在皇权身上的宦官这块毒瘤的时候了。
说起来，黄锦虐打杨继盛一事，不过是给了他一个理由，或者说是一个借口而已
第六十四章借力打力（）
受了黄锦虐打杨继盛一事的触动，朱厚熜坚定了抑制内官干政的决心，其用意与夏言和李春芳谈论时提出的一样——要从制度上根除国朝大弊，不让太监干政、祸国殃民的悲剧在大明朝堂之上重演。问题是，若是穿越到了那些权阉肆虐、祸国殃民的年代，比如说明英宗正统年间、明宪宗成化年间或明武宗正德年间，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收拾王振、汪直、刘瑾、这帮头上生疮脚下流脓坏透顶的阉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可是，他偏偏穿越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而这个年代，恰恰是明朝宦官势力大为萎缩、诸多宦官安分守己的时期，使他抑制内官干政的理由就显得不是那么充分了。
尽管朱厚熜一直不齿于嘉靖那个混蛋的为人，可他也不得不承认，嘉靖那个混蛋千错万错，在这一点上却比明朝绝大多数皇帝都英明。
嘉靖自外藩入继大统之后，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等贤能之臣的辅佐下，干的第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就是抑制宦官势力，不但召回了所有派驻在外的镇守太监全部下狱，追赃论罪；对明武宗正德年间不可一世的“八虎”更是毫不手软，“八虎”之中的刘瑾已被“古今第一玩乐天子”正德皇帝朱厚照灵台一闪给剐了，剩下的也无一幸免，不是被赶出宫流落街头沦为乞丐，就是被发配去给朱厚照守陵墓，种菜为生，连揭发刘瑾并保护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元老杨一清有功的张永也被勒令退休，多亏杨一清出面说话，才得以官复原职，成为正德一朝硕果仅存的掌印太监。除了清洗正德年间宫里老人，嘉靖还以身作则，严格管束自己从安陆藩邸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