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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他忙挥挥手，对那两位千户说：“兵部杨大人正在后堂歇息，带着你们的人都退下去。”
想了想，又对坐在一旁的王顺说：“王县丞，连夜从省里赶来，他们也都累了。你带他们下去歇息用饭。”
原本站满了人的大堂上，如今只剩下了于元忠和孙嘉新两个人，刚才还剑拔弩张，现在却是一片死寂。
打发走了其他人，于元忠对孙嘉新说道：“孙知县，你刚才既然提到往日毗邻为官的香火情分，我就冒昧问你一句，你这么做，到底要干什么？”
孙嘉新说：“大人若是以协助织造局收购生丝的公事相询，卑职这就给大人回话。其一，市价买卖、现银交割，这是朝廷体恤扶助商民的善政，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各级地方官府，都是朝廷的衙门，理当奉行不悖。其二，桑农卖出生丝，换来银两，方能购得粮米度命，否则便是丰做饥馑，大伤桑农元气，亦不利于朝廷改稻为桑国策之推行。其三，百姓家有句俗话，叫做‘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铜’。一边是织造局的收条；一边是丝商的现银，大人若是桑农，情愿卖给谁？要么无法完成省里交代的收丝任务，诸暨一县如此，便给省里交代不过去；浙江县县如此，省里便给朝廷交代不过去。要么就只好出动差役强行收购百姓的生丝，一来民间滋生怨气，有伤政情人和之大局；二来给贪官污吏留有营私舞弊之余地，更伤朝廷清廉治吏之政风。如此两端，不但卑职脱不了干系，亦会给省里诸位大人惹出祸事。是故卑职以为，省里和织造局议定的以收丝凭据抵扣赋税之法不妥，恕难听从。不知卑职这么解释，大人认不认可？”
于元忠刚刚由按察使升兼了布政使，对民政还不是很熟悉，加之以收丝凭据抵扣赋税，是为了挪出现银放贷收息，这样的作法虽然有利于商贸发展而得到了朝廷的默许，却未成法度，摆不到台面上来说，也无法据此反驳孙嘉新，便气哼哼地说：“孙知县，看看专程前来看你的杨大人，他跟你是同年，已经做到了当朝少司马（兵部侍郎的别称，尚书称大司马），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你也是正经的进士出身，待罪官场二十年，到现在却还只是个七品知县，还要这般执拗，在官场上四处与人结仇，到底图个什么？”
孙嘉新淡淡地说：“大人说卑职四处结仇，卑职倒要请教，卑职究竟跟谁有仇了？”
一句话又把于元忠顶在那里：跟谁有仇？先前清丈田亩一事跟省里对着干，既是扫了巡抚张继先的颜面，又让从张抚台到下面办事的官吏心生惊惧，担心你坏了人家的升官之路；今次非要织造局拿现银收购生丝，又等若是断了省里诸多上司衙门所有官吏的一条财路！难道你自己竟不明白，通省上下的职官吏员，早已将你恨之入骨，整个浙江官场，也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可是，偏偏这两件事，孙嘉新都还占着理，于元忠都不能摆在台面上来说。因此，他尽管气得浑身发抖，却无法回答孙嘉新的反诘。
孙嘉新却主动开口了：“大人问卑职图的什么，卑职什么也不图。我辈士子读书应试、待罪官场，无非为着两端，一是效忠朝廷，二是为民请命。但凡两端若能兼顾，卑职又何尝想与人结仇？”
第一百二十二章为民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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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位浙江官场人尽皆知的犟驴子如此坦诚的表白，于元忠不禁默然了。他也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在上呈朝廷的奏疏之中，以及在别人面前也曾这么说过。可是，说到底，大明官场绝大多数的人做官为着什么？不外乎一是为了步步高升，二是为了财源滚滚，哪里是他所说的只是为了效忠朝廷、为民请命！此人不可理喻到了这种地步，难怪一辈子都走背运，二十年的老进士，当个七品知县都不能善终！
不过，眼下可不是替这个犟驴子考虑能否善终的问题。杨侍郎莅临诸暨，是为了看望这个犟驴子；而这个犟驴子原本一直在装疯卖傻、称病不出，杨侍郎一到诸暨，他却又如此强横地跟省里再度对着干，不用说，一定是杨侍郎答应将他的事情上奏朝廷。常言道，不怕没有理，就怕问官偏。以杨侍郎的圣眷，皇上未必会听信浙江的辩白。更何况，无论清丈田亩，还是收购生丝，省里的作法也未必契合圣意
想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说：“替我向杨大人告罪，就说本官公务在身，就不打搅杨大人歇息了。”说罢，就朝着大堂外面走去。
孙嘉新跟了出去，问道：“大人这就要走？”
于元忠站住了脚，气哼哼地说：“你孙知县改了省里和织造局商定的生丝章程，本官既然无法说服你，收丝一事又万万耽搁不得，布政使司就得赶紧遵你知县的命去调运现银。”
原来，于元忠心里也明白，用收丝凭据抵扣赋税的确存在着孙嘉新方才指出的那些弊端，各地桑农未必会接受，得依靠各州县衙门压服他们，这无疑是给各州县衙门压了担子。可是，省里藩司放贷收息赚到的钱，各州县得不到一分半文，那些州官县令也未必会乐意冒着治下桑农闹事的风险，帮省里担这个责任。既然无法说服眼前这个官场犟驴子，大概各州县都会有样学样，跟省里推诿扯皮。为了顺利帮助织造局收购生丝，就得赶紧回去筹措现银。浙江虽说是国朝赋税重地，一省的钱粮赋税能占到全国总额的三成，可一时要筹办上百万两现银，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耽搁了收丝，便得罪了织造局，织造局的背后是司礼监；司礼监的背后是皇上，跟这些能决定自己官位升迁罢黜乃至身家性命的人比起来，对杨侍郎失礼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说完之后，于元忠又要继续往外走，孙嘉新说：“大人且请留步。卑职还有一事不明，想要请示大人。”
“请示？”于元忠冷笑一声，说：“省里的公文到了你们诸暨，就形同废纸一张；我这个布政使兼按察使，也被你孙知县指派着办差使。通省上下，谁还敢给你指示？”
孙嘉新似乎没有听出于元忠话语之中的嘲讽和恼怒，淡淡地说：“大人说笑了，卑职安敢违制。”
身为上司，品秩又比对方高出许多，于元忠也觉得不应如此小鸡肚肠，便问道：“什么事？”
“今年的夏赋，是按黄册上原载的田亩数计征，还是按清丈之后的田亩数计征？请大人示下。”
计征全省各州县赋税，是布政使司衙门的一大职责，孙嘉新当然要请示于元忠；而且，这个问题问到了要害之处，于元忠不禁默然了。
按照巡抚张继先的意思，是要按清丈之后的田亩数计征，用意不言而喻——朝廷确定在浙江和南直隶六府试点清丈田亩之时，并未明确要求当年赋税就按清丈之后的田亩数计征。但是，仅浙江参与试点的杭州、湖州、嘉兴三府就新增田亩一万九千顷，能多收到田赋折银六万五千多两，数目虽说不是很大，却是清丈田亩所带来的好处，朝廷一定乐意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没准皇上还会下旨褒扬，也不枉浙江上上下下忙活了这两三个月。可是，于元忠知道其中大有文章，也不一定能符合朝廷的心意，自己又是刚刚接任的布政使，不想替回乡守制的前任担这样天大的干系，就找借口把张继先搪塞了过去，至今还没有确定下来。
见于元忠沉默以对，孙嘉新说：“卑职不揣冒昧说上一句，清丈田亩关乎千家万户百姓之福祉，兹事体大，大人又是新近才接任的布政使，此前并未参与此事，若不能仍按往年黄册上记载的田亩数计征，还是先请示朝廷的好。”
孙嘉新的话语之中流露出的意思，显然表明他对省里巡抚衙门和布政使司衙门可能因此产生的龌龊了然于心，是在为于元忠出谋划策。这样做未免有越俎代庖之嫌，也让于元忠脸面上有些挂不住，就把质疑之中带着不忿的目光投向了孙嘉新。
孙嘉新毫不畏惧地将目光顶了上去，深深地望着于元忠，说：“卑职和大人一样，当初科场登第、首授官职，便在浙江。其间因谏言失爱于君父，被斥退回乡三年；起复之后又调任广东顺德三年，除了这六年，余下十四年均在浙江为官，对浙江的情形也略知一二。浙江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偏生人齿繁盛，扯平了算，每两个人才有一亩田。卑职到诸暨已经三年了，县里的情形也不敢不知，就以诸暨而论。诸暨是浙江数一数二的大县，在籍百姓有二十七万人，入册田亩四十四万亩，其中二十九万亩是官田或大户人家的田地，只有十五万亩是耕农的田地。每亩一季丰年可产稻谷二石五斗，歉年则不足两石。所产稻谷摊到每个人丁头上，全年不足三百斤。脱粒后，每人白米不到二百五十斤。摊到每天，每人不足七两米，老人孩童尚可勉强充饥，壮丁壮妇则远远不够。得亏靠山有水，种些茶叶桑麻，产些桐漆，河里捞些鱼虾，再受雇于丝织大户养蚕缫丝，全家老小终年辛苦劳作、日夜不息，才能完粮纳税。倘有剩余便换些油盐购些粗粮勉强度日。民生之苦，已然苦不堪言”
于元忠冷哼一声：“你说的这些，布政使衙门都有数字。本官忝为布政使，管着一省的钱粮，整个浙江每个县的实情我都知道。一个县有一个县的实情，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实情。可清丈田亩的上谕说的分明，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现在的实情是豪强兼并之势愈演愈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百姓亦会一贫如洗，每天果腹的七两米也再难有了！”
孙嘉新亢声说道：“卑职从不反对朝廷清丈田亩、抑制豪强的决策，恰恰相反，丈田、清粮、均赋役，卑职当年在乐清任知县、在台州任知州，都曾身体力行。朝廷推行改稻为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