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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无识。自古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无故杀他的使臣，这是使他有话说了。我们要杀洋人，当杀那千军万马的洋人，不要杀那一二无用的洋人。若他们的军马来，你就怕他，他们的商人教士，你就要杀害他，这是俗话所谓“谋孤客”，怎么算得威武呢！义和团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把我们中国害得上不上，下不下。义和团真真是我们中国的罪人了！
关于义和团，晚清的史料笔记多有记载，不过一般来说，那些笔记无不“戴有阶级的有色眼镜”，所以聪明人或许是不必认真对待的，但陈天华的话好像就不一样了吧？
（六）马克思论太平天国
和义和团状况类似的就是太平天国，这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也曾经无数次地感动过的青少年时代，以至于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小人书里一些经典画面，比如陈玉成英姿飒爽地负手站在一只二人小舟上，他的副手用小舟前端的一门铸铁大炮轰击抱头鼠窜的敌人。（直到现在回忆起这个画面时我才留意到以下两个疑点：第一，二人小舟怎么载得动铁炮；第二，是谁在划船？）
但这几年，太平天国居然开始变脸了，人们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也日趋激烈起来，可是，难道这一场伟大的运动真的只是邪教和愚民的热情互动吗？或者说，多半是这样？
某天翻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惊讶地发现：原来对这个问题人家马克思早已经下过定论了——《全集》第15卷里有一篇《中国记事》，不但对太平天国有不少描写，甚至还说了这样的话：“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经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
——如果这句话是我说的，并且公然放在论坛上，真不敢想像会造成什么后果。
好啦，下面我们就来虚心听取马克思对天平天国运动的宝贵意见吧：
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到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的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为了描写这些“灾星”，我们把夏福礼先生（宁波的英国领事）给北京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信摘录如下。12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
夏福礼先生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军如何供养自己的军队呢？他们的兵士没有饷，靠战利品生活。如果太平军夺得的城市富，兵士们就吃饱喝足；如果穷，他们就表现出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喜欢不喜欢自己的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什么，我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砍头的样子。这的确不是空话。在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
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务多年并且久经战斗的党羽们构成的。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民。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里征集的军队，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太平军禁止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carte blanche（行动自由）。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开城市。……13
嗯，事情真是这样的吗？仔细想想，夏福礼的信到底只是一封信罢了，其中似乎有着一点点的、微不足道的、无关宏旨的、不足够严谨的、或许可以完全不必当真的地方：仅仅是“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也许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也许除了这一个之外，其他的太平军战士全是圣人呢。
无论如何，马克思最后给出了结论性的意见：
夏福礼先生最后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nothingness）的大怪物。”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七）恩格斯论“9·11”
“9·11”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大事，在国内的许多论坛上，人们就这个话题争论了好几年，其感情投入的程度足以令本·拉登的同胞们感觉到“心里热乎乎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人也会有同感的。
这个话题似乎每被人提起一次，就会立即引起新一轮的争论。不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李敖在“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里公然论证本·拉登一派恐怖活动的正义性，马上就迎来了无数人的鼓掌赞同和同样无数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的口诛笔伐。
那段时间里，我也在显示器前感受着火药的味道，甚至为此中断了正在玩得起劲的血腥电游。但我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不管听谁说话都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越来越是困惑，不由想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可真是一项英明的政策呀，至少对于许许多多像我一样既缺乏主见又懒于思考的人来说，如果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权威机构提供一份“惟一的标准答案”，生活一定会简单和轻松很多。
说来也巧，某一天，还真被我发现了一个“标准答案”——还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回是第12卷，恩格斯有一篇《波斯和中国》，谈到英国对中国和波斯的作战：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英军对波斯正规军的战斗是一点儿也不嫌夸张的，英军辖下的一支极不中用的六百人的印度骑兵竟然轻易打垮了一万人的波斯部队（其中甚至还有炮兵），而更有戏剧性的一幕是：英军一次仅仅三百名步兵和五十名非正规骑兵的侦察行动竟然引发了波斯大军团的全线撤退！
恩格斯用了较长的篇幅来描述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对于中国和波斯的正规军是如何地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后提到，即将再一次进攻中国的欧洲军队确实不难对付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忌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看，重要意见这就出现了：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欧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实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侵入敌国，侵入到什么地方为止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劣行为，那末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pro aris et focis（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