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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代伊真的是一名非常细心的老者，他招待孩子们吃零食，是希望孩子们不要轻易的走出家门。在战争年代，来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通常是凶多吉少。少让孩子接触到恐惧，这是这位“先知”唯一能做的事情。
当莫里代伊带着镇里的年轻小伙们来到了镇口，碰到了孩子口中所说的“不明身份”之人，大家都傻了，有激动的哭了，更有甚者，都已经跑向了那群不明身份的人。。。。。。
为何会有这样的场面发生呢？那是因为他们的“家人”回来了。
这事情要慢慢说起，先来说一下那个年代的黎巴嫩：1975年4月15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基督教长枪党民兵之间的战斗在黎巴嫩爆发，这一天死亡总人数接近100人。右翼基督教长枪党在这个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各占一半的国家有着牢固基础。黎巴嫩人民在这一冲突中同样分为两派，长枪党反对巴勒斯坦从黎巴嫩领土进攻以色列。这次战斗主要涉及在1970…1971年被侯赛因国王从约旦驱走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将来的家园问题。这场内战断断续续持续了16年之久。这在世界史中称之为“黎巴嫩内战”！
黎巴嫩内战爆发后，整个国民就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由于黎巴嫩是一个多教派国家，约130万的人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人口比例为6∶5，因为宗教矛盾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黎巴嫩这个国度里是屡见不鲜的。当黎巴嫩内战爆发后，一旦有一帮派占优势后，那就会出现惨绝人寰的屠杀行为。黎巴嫩贝鲁特大屠杀就是诸多屠杀中，最为“臭名远扬”的一次反。人类行为。
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sabraandshatimassacre），是一场发生于1982年9月15日至9月18日的一场大屠杀，发生地点是贝鲁特的萨布拉街区和邻近的夏蒂拉难民营，凶手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遇难人数大约在762人至3500人之间，绝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
说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了？德利穆塞镇是一个主要由什叶派穆。斯林信徒组成的小村庄。（编者按：千万不要以为国外的镇跟中国的镇是“同级别”的。别的不说，中国有多大？黎巴嫩才多大？黎巴嫩的镇充其量就是中国的一个村。）人口约有四百多人，因为黎巴嫩内战的问题，这个镇的很多镇民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两个选择：一，跑往叙利亚，成为一名国际难民，二，往首都贝鲁特跑，相对而言，首都是全国最为安全的一个地方。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1982年9月，德利穆塞镇的镇民有31人选择前往贝鲁特，还有8人选择逃亡叙利亚，成为一名国际难民，剩下的民众则在莫里代伊的带领下，祈祷着真主的庇佑。
在战争年代，能够选择逃亡的，通常都是有点本事的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观点？笔者觉得有必要就逃难的事宜向处在和平年代的读者们做一个普及。
逃难，常规意义上来讲，就是去往所谓的安全目的地，怎么去？这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9月16日：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2）（）
中国人都有一种“家”的情怀，所以一旦逃难，必定是举步维艰，中国人把最大的财富都融入在一张房产证上了，所以，逃难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只是“背井离乡”，换而言之，我还是要回来的。所以，逃难更多的是“随波逐流”，没有明确的定向，大家说哪里安全，我就跟着大部队走呗。所以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逃难的“门槛”非常高，我们看过电影里的很多场景，城市都沦陷了，很多人都不愿意逃跑，等在那边，宁可与“家”共存亡。我去往哪个城市，我展的再成功，都是有异乡人的符号，只有回到自个儿的家，上了自家的坑儿，那才叫真正的回家。中国那么大呢，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容易的，可要让你产生有家的感觉，那是千难万难，所以国人一般没有“逃亡”的概念，是在万不得已了，真正的战争祸害危及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了，那才有逃难的想法。所以在国人的概念中，你要真心逃难，门槛其实并不高，关键的是在于你迈不过心中那“家”的门槛。这是精神层面上的。但在国际社会上，真正的逃难其门槛就相对较高。逃难就等同于搬家，他们没有“户籍”这个概念，就今天我可以是北京人，明天我不高兴了，来个南迁，就能成为上海人、广州人。这一来，逃难就有了门槛。总想去往最好的地方，反正搬一次家嘛，总希望一步到位。于是一到逃难时刻，几个特定的“优良”城市就成为了人们的选，前往目的地，无非就是公共交通，那可真所谓是一票难求。就拿贝鲁特来说吧，它是都，是人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那大家都把贝鲁特视为逃难的选之地，那自然而然的，前往贝鲁特的交通就一票难求了。
可以这么说：当时能从德利穆塞逃难至贝鲁特的，那就是有点能力的，至少能搞到车票的。这逃难的31人中，大部分都不容许你拖家带口的，相当于我跑出去了，却把亲人丢在了德利穆塞。看似有点残忍，但在人性的面前，这是一种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悲哀，一张车票，对于全家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和寄托。
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逃亡贝鲁特的人们，并没有因为来到都而得到安全的保障，恰恰相反，1982年的9月16日，成为了这些逃亡人真正灾难的开始——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有关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至今还有很多人对这宗时间进行推诿，有的人凭借这次屠杀得到了财富，有的人凭借这次屠杀得到了地位，有的人凭借这次屠杀得到了权力的巩固，唯独没有人因为这次屠杀而得到罪有应得的处罚！
大家来看看这次屠杀过后，那些“侩子手”们得到了怎样的处罚：1982年12月16日（事后的三个月），联合国代表大会谴责了这一屠杀事件并将其定性为种族清洗。在对相关谴责声明进行的投票中，12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没有国家投反对票。22个国家投弃权票，12个国家未投票。谴责。。。。。。就是对那些侩子手们最大的惩罚。就如同一个杀人凶手，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了很多人，然后给出的正确裁决是：你杀人是不对的，我们要唾骂你。仅此而已！
那这次屠杀的真正指使者是谁呢？我们大概的回顾一下这个历史片段：黎巴嫩内战爆后，于1982年8月23日，黎巴嫩基督教民兵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被选举为黎巴嫩总统，正当大家以为新总统诞生了，国家内战能得以停战的时候，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名新总统就被炸死在他的总统府中，以此为导火索，长枪党在以色列的扶持下，开始了“清剿行动”。在9月14日至15日夜间，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埃坦飞抵贝鲁特。到达贝鲁特后他直奔黎巴嫩长枪党总部，要求长枪党领导层下达总动员。令以准备参与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西部的进攻。他还命令他们在所有他们控制的地方实行宵禁并委派一名联络官常驻以色列国防军前方指挥所。他告诉长枪党的领导们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入难民营，但长枪党必须进驻进去。长枪党的领导告诉埃坦总动员。令需要他们花24小时来安排。在9月15日，同样已经抵达贝鲁特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在前线指挥部与埃坦汇合。以色列的前线准备设在一栋距离夏蒂拉难民营西南2oo米远的5层建筑物内。与会的高级军官还有沙龙的助手艾维·杜达伊、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主管约书亚·萨盖、辛贝特领导人亚伯拉罕·沙洛姆、以色列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摩西·利维将军及其他高级军官。这些军官一致认定黎巴嫩长枪党必须进入难民营。
在领导人杰马耶勒遇刺身亡之后，黎巴嫩长枪党一直在寻求报复的机会。在9月15日，萨布拉和夏蒂拉已经被以色列军队包围。以色列军队在难民营的出入口设置检查站，还将一些多层建筑用作为观察哨。在这些被以色列利用的建筑物中，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7层高的科威特大使馆可以对萨布拉和夏蒂拉进行“畅通无阻且一览无余”的观察。数小时后，以色列的坦克开始炮击萨布拉和夏蒂拉地区。次日早上，第六份关于进攻贝鲁特西部的命令被下达。这份命令强调：“不要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难民营内的搜寻和清除工作将由黎巴嫩长枪党和黎巴嫩军队来完成。”
从这段文字描述中，不难看出，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实则是长枪党的一次有计划、有扶持的报复行动。。。。。。（）
9月17日：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3）（）
屠杀，给我们更多的印象只是教科书上那些“义愤填膺”式的文字，但很少有人直面过屠杀。笔者曾经有过“异国幻杀录”的记载，但总感觉用任何文字来形容屠杀的残忍性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笔者原本想就贝鲁特难民营屠杀事件进行“浓墨重彩”的描写，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联想远比直白的描述更为靠谱，在这里，笔者就举一个屠杀的事例来以正人心吧！
哈辛，一8岁的小男孩，当以色列国防军进攻贝鲁特西部的时候，哈辛就随他的父母一起躲进了贝鲁特难民营。哈辛的父母一直倍感自己一家是幸运的，有着真主的庇佑，因为他们可以一家三口安全的躲进难民营，不像其他人那样，要么挡在了难民营之外，要么总有自己的家人被遗忘在外，那时候，难民营就是最好的天堂。
9月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以色列的军队进攻了贝鲁特，在以色列的扶持下，其傀儡“先锋”——长枪党开始为死去的新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进行血腥的复仇。什叶派穆。斯林的民众们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
经过国际社会的周旋及迫于舆论的压力，以色列国防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