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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鸭绿江右岸地区进攻，但所攻掠者皆“东宁余党”之类，并未与纳哈出等有直接冲突。再看高丽向明朝通报的恭愍王二十一年战况：“正月，有东宁府余党胡拔都等，潜入波儿口子，杀守御官金天奇等，虏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会口子，守御官张元吕等击逐之。又于本月有佥院曹家儿、万户高铁头等引军潜入阴童口子，守御官金光富等又击逐之。” ＇29＇ 则知战斗规模甚小，上述诸大军阀均未出现。元后期东宁府辖以今平壤为中心的大片地区，＇30＇ 由上述战报同条述“窃详东宁、辽阳未曾归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及洪武三年高丽大张旗鼓攻辽阳称攻东宁可知，此时高丽所指，乃是鸭绿江西北、辽河以东地区即东宁府旧界，东宁府余党当指元亡后占据鸭绿江对岸者。关于高铁头，《辽东志》载：“（洪武）八年，都指挥叶旺、马云破纳哈出于盖州城南，（陈）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猪儿峪，败之，又克达军高铁头山寨。”＇31＇ 在洪武八年末盖州之战中，纳哈出部由盖州向东败退，明军直追至鸭绿江，顺便扫清了沿途蒙古军据点。＇32＇ 由此可知高铁头确为千山山脉中即东宁府旧界处蒙军偏部，其与胡拔都等皆应类此。此次战斗或为千山中故元残部慑于明军逼人之势而东移，假也先不花、纳哈出之威名骚扰高丽。但高丽虽称诸大军阀来侵，却无相应增兵备御之举，则高丽显知真相。其刻意造成高丽与东北故元主力发生正面冲突之印象，欲示明军以诚而已。高丽不怕由此激怒东北诸部，得无与纳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内？总之，纳哈出与高丽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断交，其往来可能因明军出现在辽东而转入秘密，而关系应更加密切。
明军登陆辽东后确实引起高丽的疑惧。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丽即“咨中书省曰：‘于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郑思道驾海船赴京贺明年正，到乔桐岛，船着浅穿漏，不得前去。又于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韩邦彦贺正，开船忽被风暴淹没。小邦去京师隔海甚远，天寒冰合，难以发船，恐违进贺之期。金、复等州涉海稍近，驿路可通，经由辽东，庶望及期。今遣韩邦彦前往辽东都司，赴京进贺，请闻奏施行。’” ＇33＇ 明军登陆辽东前，两国往来使臣从未遇海难，而今金、复等地甫入明疆，高丽船便两次失事，由此欲借路辽东入贡，岂非太过巧合？由王京入长江口所经南黄海海区冬季并不结冰，即便明初气温较现代偏低，或高丽入贡船乃沿岸航行，需经过更寒冷的北黄海，则如上引恭愍王十七年十一月高丽首次遣使赴明，当时辽东为元军所据，其必由海路，哪有“天寒冰合”之障碍？时已十一月，“经由辽东”，则需先航行至“涉海稍近”的金、复等地（此又不怕天寒冰合），再涉渤海或远行陆路，南行千余里方达京师，真迂远之极，何可“庶望及期”？何况所提及八、九月两次遣使事均不见于《高丽史》当时记载。如此则高丽托辞以观辽东明军虚实之图，百辩难掩矣。总之，从高丽自明军登陆辽东后加强于纳哈出的合作，虚张战况以塞明听，又借故以观明军军情等事看，明军在辽东出现，促使高丽对明朝严加防范。洪武五年高丽态度突变，正当辽东明军大举北攻之始，此两者实应有直接关系。
反观明朝方面，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犹以隋炀帝自警，讨好高丽。＇34＇ 盖北方新败，不欲再树强敌。但年底朱元璋突然对高丽使臣大发雷霆，历数高丽过失，除杀孙内侍、防范使团、疏于防倭、扣留明朝流民等外，反复痛责的是高丽来使多借通商之名以探听军情为务：“恁每使人辽东等处吴王相抬茶饭，……正意打细。恁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又夹带着纳哈出的伴当，来看我军营里事。恁透与他消息，抢了我牛家庄马头十万石粮，更折了三千军马。……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将的四个马来了。不知怎的做事。作买卖来的人每将不打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 ＇35＇ 吴王相即明军在辽东的最高指挥官靖海侯吴祯。辽东等处应指明军洪武五年五六月间占领的辽阳等地。牛家庄之战在洪武五年十一月。＇36＇ 徐总兵应即徐达。＇37＇ 看来上年十一月高丽请行陆路后明方未拒绝，使团、商人纷至辽东。但高丽决不轻易输出马匹，为何又“将着千余匹马来贩卖”？其数量太大，只能由陆路运送，又不可能为民间贸易，则知其定为至辽东使臣所带官方贸易团。其到达时间应在明占辽阳后即洪武五年秋，此时蒙军残部仍据千山，以千余匹马穿行北元控制区而安然无恙，显见此番高丽与纳哈出等合作，不惜血本，欲助其一臂之力。惟其乃官方贸易团，可随使臣由辽阳南下渡海必经之牛家庄，则“纳哈出的伴当”得以尽窥明军内情。看来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尽优势后，高丽与纳哈出已几近同盟。而明朝方面除上述八月交好高丽外，十月尚因高丽使臣溺海，决定减少贡物数量与进贡次数。＇38＇ 而十二月算总帐，定因牛家庄之事已令明朝方面不能忍受。牛家庄之战中，纳哈出远袭明军后方粮储基地，打破明出兵辽西计划，使明军在辽东遭受空前打击，实为辽东战争之转折点。＇39＇ 明方既有此教训，除翻脸痛斥外，还迅速断绝与高丽的陆上往来。《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二年（洪武六年即1373年）“二月庚寅，遣判书张子温移咨定辽卫曰：‘ 前遣郑庇赴京献马，称到定辽城，有守门官不许入城，曰今奉圣旨，山东新附百姓生受，高丽使臣休这路上来。以此回还。庇承差进献，今听在号之言，别无官信明文，未委虚实。如果圣旨，请录全文回视。’子温至定辽，总兵官使谓曰：‘圣旨高丽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赉来咨文，畏圣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温未得文据而还。”显然，明朝方面绝意甚坚。
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底的通牒中又说：“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 ＇40＇ 但洪武六年（1373年）四月犹正常接待海路来使，＇41＇ 说明其仍想维持与高丽的一般关系。而十月主动断交，从此态度一变而为蛮横，唯一的解释是，明朝得知高丽年初通元事后，决定作出强烈反应。
入贡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丽由海路赴京上陈情、请路、请方物仍旧、谢玺书四表，并请颁火药以抗倭。＇42＇ 明朝方面对其辩解不予理睬，拒绝恢复贡物数量，拒绝陆路通贡，指摘其进贡礼仪之失，对其请火药事回答说：“交那里扫得五十万斛硝，将得十万斛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干将官率驾将来我看。……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 ＇43＇ 高丽所提要求虽过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数字的高丽本不出产的原料，又要把对方海军调来检阅，则一副泼皮口吻，显然已无诚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丽：“（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中书省咨曰：‘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如今大军又征进。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44＇ 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军又征进”倒并非虚言。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药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耽罗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 ＇45＇ 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46＇ 《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其速发兵以讨。” ＇47＇ 《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 ＇48＇ 两者正相反。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 ＇49＇ 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 ＇50＇ 或全同《实录》。＇51＇ 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52＇ 高丽借机“谢通朝贡道路”，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蔡斌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