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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估计能把妹妹嫁出去了，不知父亲知道后会怎样奖赏我”，徐增寿在自己大帐里暗自得意，如释重负。
随着伤口一天天长好，朱棣每天来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有时恨不得把会议搬到武安国的病榻前。震北军分工细致的好处在武安国养伤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众人各司其职， 大部份工作没有武安国一样井井有条。“一个好的制度胜过十个圣贤”，朱棣现在深深体会到武安国当初不厌其烦的和众人讨论制度得失并几次修改的苦心。“圣人这东西，或许有之，但几百年不出一个，每件事由圣人来决策，可能做效率高些，但是一旦哪天圣人出了错，足以把以前的收获全部赔掉，所以殿下就不必学那些古圣先贤了，遇到难做决断的事，分析一下前因后果，让大家公推一个最可行和最可靠的办法就好。这样殿下也不用那么累”。想着这些话，朱棣心中对武安国十分感激，虽然这些概念听起来不太合乎自己以前所学，但照着做会减少很多麻烦，并且收益几乎立竿见影。所以让武安国闲着，朱棣觉得实在是对不起自己，“能从武兄肚子里掏多少东西就掏多少，说不定这个宝贝过几天就被父皇和太子哥哥抢去，自己是毕竟只是个王爷，没有权利留人”。
燕王朱棣经北平的铜臭熏陶，商业头脑不止于此。在武安国养伤期间，他组织众人商议治理新打下的领地办法时，居然通过了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本来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历朝历代都有人试过，问题是有土地多的人家不愿意多交税，土地少的人家在官府没发言权，具体土地多少，官员们也弄不清楚，所以不试则已，每试必败，并且导致变乱。辽东则不然，刚打下的地方，土地都是通过朱棣之手卖出去的，本来就留有地契的底子。辽东的土著，没逃走的，被强制到官府登记自己的土地，官府巴不得他们隐瞒不报，不报的田产全部算无主之田，可以再卖给关内百姓，以实军饷。按出兵前的约定，关外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但买卖时必须到官府登记，由官府监督不得低于当地土地的一般价格。
“北地地广人稀，若按中原办法按人头收税，则官府无以自给，故施摊丁入亩之政”。在给朱元璋的信上，朱棣如此解释。但是关于土地兼并，他仍然有一些担心，大明立国以来，吸取前朝教训，打击豪强，抑制土地兼并，以防百姓失去土地后发生叛乱。朱棣从小，就被父亲及几个老师灌输这种思想，现在虽然在关外行一时之计，但对其后果也心存顾虑。当他拿这个问题向武安国请教时，武安国想都不想就告诉他，如果开矿、办工厂和商铺比当地主赚钱的话，就不会有人在去打农田的主意。常人都是利益驱动的，没好处的事鲜有人干。
利益驱动理论朱棣是深有体会的，北平等地的商队不顾战争风险，紧紧跟在军队后面，没等地方治安稳定，就风风火火的做起生意来。如果不是利润可观，谁会冒这个险。蒙古人治理辽东百余年，从中原迁徙来的百姓都没近一个月多。经过深思熟虑，朱棣下令新攻占的城市把高丽人逃走后无主的房屋低价卖给了当地百姓，但是，前提是他们必须是汉人，假的也算。卖屋所得被用来平整街道，兴建怀柔义学一样的公共花园。
“管你以前是女真、契丹还是蒙古人，做大明百姓嘛，自然有做大明百姓的好处，我就把好处放在你眼前”。望着府外热火朝天的施工百姓，朱棣得意的想。
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人才缺乏，朱棣恨不得让北平书院的学生全部提前结束学业。辽东虽地处偏僻，但民间“贤达”一划拉也一大把，问题是“贤达”们书没少念，就是没几个识数的，加之朱棣觉得他们给高丽人跑腿，枉读了圣贤书，打心眼里厌烦，所以新打下来的地方官吏稀缺。
“不行，成熟一些的学生被海关挑得没剩几个了，地方上的各行业还要留一些，否则我们等于杀鸡取卵，况且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官。那些去年才入学的，还没学到什么东西，我们不能拔苗助长”。听到朱棣想大批抽调未毕业的学生，武安国当即否决。“不如采取这样的办法，前几年我朝科举曾经积累了一批士子，先补充过来。我们再重金聘用老师，在辽阳办一个同样的学校，教他们基本的数学功夫”。
朱棣苦笑了一下，低声道：“武兄有所不知，因为一些举子勾结考官作弊，本朝这考试时断时续，没积累几个像样的，并且其中读死书者居多。这关外之地，武将们是职责所在，不得不来，文官们自古把这里当做发配的地方，以为来了就会死。胆小的恐怕没到地方就自杀的都有，谁愿意来做官啊！”
“还有这种鸟事”，这回该武安国吃惊了，为了不到边塞来当官而自杀，这可是大大的奇闻。这倒解释了自唐以来，辽东这块富庶之地为何一直未能融入中原。底层百姓来了，传播不了太多中原文化，而文化的代言人，又不愿意来此地冒险，久之，这里就成了少数民族的乐土。“不行，我们就是骗也得骗点读书人过来，虽然他们迂腐了点，但毕竟还能传播点汉字”，武安国对朱棣叮嘱，又有些像自言自语。
“难，父皇为什么这么顺利就恩准了李陵的卖地之策，就是看中了此策可以让中原百姓自愿迁往关外，那些读书人，都是觉得离京城越近越光荣的家伙，让他们到外地做个官，他们就觉得深受委屈，来这里，除非派人去锁了。就是北平经这几年的变革，才有些不一心想面圣的”。朱棣摇头，对当朝的一些学者，他心里本来就有些看不起，在北平待了年余，目睹了北平的变化，更加深了他的坏印象。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嘴上说是胸怀天下，实际上心胸狭窄得除了自己的利益，根本容不下其他东西，所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当官，当更大的官。至于能否做些实事，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像武安国在北平所做这些工作，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想到，更不要说做出来。他们口中，总是圣人如何，圣人之世如何，问题是圣人之世如何，谁也没见到过，还不是随他乱讲。至于圣人，朱棣有时不明白为什么连郭璞这样的贤吏为什么也遇事都把圣人搬出来，虽然他所解释的圣人和别人的不太一样。这圣人在世时，整天到处逃窜，战国七雄，没听说哪个是听圣人之言而强大的。倒是徐国，执行圣人之策不遗余力，结果几年就亡了国。为什么人们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呢？这些话他不愿意说出来，作为王子，他得小心行事，不能落人口实。但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他对违反圣人之道的事情就睁一眼，必一眼，还多有纵容的成分。这也是他愿意和武安国商量事情的原因之一，这个武安国好像没读过什么书，《论语》、《孟子》，大义微言从来没从他嘴里出来过。
其实选拔人才不必拘泥在读书人中，有军功的士兵、夜校里的工人、跑买卖的商户，还有各行各业的能人，都可以考虑，大不了我们多花点儿时间培训。但不能让做官的好处太多，否则人人都以做官为第一目标，各行业就失去发展的前途了。”武安国想起自己的时代官员的面目，心有所感。“那詹氏兄弟非常有才干，可惜不愿做官。古来做的大工程，动地气者，皆不得善终，这兄弟居然敢接下北平倒、到辽阳的弛道，的确是有些魄力。不过这样的人材，在民间可能比做官对国家更有助益。”
“武兄这次和郭兄一样，被这两个‘奸商’蒙蔽了！”朱隶得意的说：“你们都觉得做这么大地事。困难重重。却忘了考虑关外不同于中原。这辽东到北平，几千里几乎没有人烟，根本不会牵扯什么和占百姓土地或拆百姓房屋的事，相对来说反而比关内更容易些。如果这条路是从北平到潼关的，你看他会不会接得这么积极？！没有一官半职，怎么对付沿途百姓！”没有个大官帽子，百姓会理你这个茬。辽东好就好在地广人稀上，所以有一些事可以让商人们来做，如果是中原，干这么大地事哪儿那么容易。弄不好都会引起民变，隋炀帝修运河的前车之鉴在那明摆着。”朱隶不太赞同武安国的意见，但是很认可在士兵中选拔官吏这个建议，经过晚间例会的讨论，这个建议被作为政令执行了下去。
受伤后不可再参加战斗的下级军官被安排到各地负责地方治安，这次解救出来的战俘愿意回家的发放银两安排他们回家，不愿回家的挑选孔武有力者补充入震北军，其余的编入了地方部队，他们战斗力不强，但熟悉当地情况。对付个把鸡鸣狗盗之徒还绰绰有余。安东那边战事顺利，给震北军留下了充分时间去修整、补充。
洪武十三年二月，信国公汤和跨海东征，率陆战队出金州，克复州，一路向北，所向披靡。靖海侯曹振奉太子之命，率方明谦、邵云飞、左天鹏、徐还山等一干水上名将出天津，过渤海，困安东。待汤和至，水陆合围。三月，高面水师仓促来救，双方激战于海。曹振排下青龙阵（Ｔ字阵），使三艘月级巨舰为龙首，星级舰十四艘从之，突入高丽水师阵中。
时高丽水师舰船火炮射程仅五百步，明军火炮射程四千余（步和米的换算我不太懂，大家勿怪，据史书记载，明朝援助朝鲜时，战舰火炮射程为3000步。），大明战舰往来盘旋，万炮齐发，中者皆碎。高丽遣水鬼，欲凿明船，俱被大明火枪手射杀。放火船，未至大明船前，巳被击碎。一整日，高丽战船被毁百许。
及夜，高丽水师趁黑撤离。曹振不肯放，遣舰队分路追赶。高丽船慢，天明，被邵云飞所部拦截，不得巳，再战。云飞船少，被围，大明士兵多为车弩所伤，士气少沮。车弩射程远，弩头有剧毒，高丽船多带之。邵云飞操炮于舰头，一毒弩透臂而过，满船皆惊，云飞持刀断臂，复单臂操舰首炮，击毁敌船。士卒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