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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没几个人敢做的，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
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郑士利的直言】
这个人叫郑士利，他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
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利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
其实郑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写道：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为了百姓好啊。
照郑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
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
因为郑士利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
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我的头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
郑士利被罚作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有，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这位即非皇亲国戚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
在属于他的《明史·郑士利传》上，我们看到的是勇气。
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
相对于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郑士利还是幸运的。
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
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在朱元璋那里，似乎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
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掉，但他真的就这样做了。
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芜，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
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
处罚如下：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一百杖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是监管不力。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平时都争谁官大，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正职就得掉脑袋了，真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的没了脑袋。
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副职他并未杀掉，朱元璋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官员这种蠢事，他不会干的。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唐》里秦叔宝进牢房时，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进得牢来，先打你一百杀威棍，看你老不老实！”
这杀威棍真是狠啊。
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在洪武四大案中只能算是小弟弟，下面这个案件才算是大哥级别的，那才是真正的所到之处，一扫而空。
【郭桓案】
此案与上一案件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此案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很多疑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的编的《大浩》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了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请仔细看，疑点就在其中），其贪污行为包括：
1、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
2、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石，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他自己私分了。
3、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包括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
最后算出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
这么看来，郭桓确实是胆大妄为，他勾结其他官吏贪污腐败，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为了郭桓的同党！
他们包括礼部（礼法）尚书赵瑁、刑部（司法部）尚书王惠迪、兵部（国防部）侍郎王志、工部（建设部）侍郎麦至德等。请注意，这个名单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当时六部除上面所列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被干掉了。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部长）一人，侍郎（副部长）两人（上文已列出者除外），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的成了光杆司令，官员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