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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土里土气，更说不上引什么eti 。 ，emic， ethos， eidos等等已不算新鲜
的洋玩意儿来壮胆了。
话说周平王为西戎所逼东迁洛阳之时（前八世纪），现在中国版图内已经明
显形成几大文化“场”，也就是说，同种族以及不同种族的人有共同生活思想习
惯及生产与文化知识技能而聚居的大片小片地区。首先是中原或黄河流域文化，
或说殷周文化，有通行语言（雅言）及文字和较高的生产生活水平。周围其他族
文化比不上中原，因而不能不时常来抢劫，还利用各种机会移进来定居，也不能
不学习中原的优越的文化通行语和文字，同时也把自己的风俗习惯和骑射等特长
带进来。东边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区本有夷人，现已在殷商占领下化为齐国领域。
东夷此时只是指徐、淮以至东南的吴、越。至于南蛮、西戎、北狄各是统称。他
们不止是一族，各自有文化，但缺少统一语言和文字，这只有向中原学习。物质
文化可以边学习边发展。精神文化必然是随语言文字渗入。因此，见于文字的文
化记录便不能不以中原为主。实际上人早已混杂了。从周武王伐殷纣起就不纯了。
秦本是周的挡箭牌，在霸西戎以后成了大敌人。晋与北狄交往频繁，晋文公重耳
的母亲就不是同族。他一逃难就去狄人处。周游列国时还到处结婚又抛弃（名言
是：“待我二十五年而后嫁。”），也不合中原文化习惯，楚更是将长江流域的
人及文化联合起来而大发展。开头是周封楚以镇南蛮，结果是楚强大后成为大患，
“问鼎”中原。吴、越起于东南。吴季札到中原来聘问时吴已有相当高的文化，
引泰伯当祖先。齐人孙武和楚人伍子胥都曾帮助吴胜楚又胜越。随后楚人文种、
范蠡又助越灭吴。终于吴、越都并入楚国。战国末期楚国都城从原在长江中游的
郢一直向东搬到淮河边上的寿春。中国成为西北秦与东南楚争霸的局面。“合纵” 、
“连横”即两大阵营对抗的表演。《史记》列年表是从三代、十二诸侯、六国到
秦楚之际，然后是汉兴以来的新诸侯和功臣年表。《三代世表》序中特别提到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这一种着重纪年月四时次序排列人
事的线性思路不仅贯串中原文化而且通于楚文化。如《离骚》一开头便说祖先谱
系和自己生年。在这样的时间线中每一人一事都可以当作符号而含有意义。当时
的大势在《春秋》本经及三《传》和《论语》、《孟子》、《史记》中都有认识
而各有不同，尽管这些书都是以鲁国为坐标，以孔子为招牌而排定其他作出解说，
而且都是在前汉写成定本的。
只以齐桓、晋文作为两个符号一看，这几家就各有不同。把三《传》中引的
《春秋》本经中有关记录一看，不见有什么对这两位特别看重。《孟子》举这两
个符号来概括全书主要是伸张自己的王、霸理论，宣传仁政（非暴力）胜过甲兵
（武力）。这和《论语》中孔子称赞齐桓的攘夷狄抵御外患不一样。《论语》中
感谢管仲使大家免于“披发左衽”，大有明末遗老怕剃长发留辫子而清末遗老怕
剪辫子留短发的风味。齐桓之盛在于葵丘之会（僖公九年）。《孟子》还特别提
出会上盟约五条（《告子》）。然而《公羊》并未称赞此会。《毂梁》记了盟约
五条，和《孟子》不同。《左氏》只说盟会后要“言归于好”。《年表》中记的
是开会时周天子赐肉命齐桓“无拜”，好比赏个勋章。还有件重要的事是齐率诸
侯与楚盟（僖公四年），算是南北议和。楚人毫不屈服。著名的齐楚“风马牛不
相及”的话由此传下来。《左氏》描写生动，但没有站在齐一边。《公羊》不叙
事而论定齐桓“救中国而攘夷狄”。《毅粱》只简要论述会盟。《年表》只记事。
《春秋》经文中没显出重点。在这几部书中齐桓公小白并不能代表《春秋》，没
有赫赫功勋，不过是召开国际大会自任主席。西戎的秦和蛮夷的楚日益壮大。混
杂狄人的晋即将伐齐。齐桓除表面尊王外也不能代表中原文化，实在是声名超过
实际，不过是个“霸”的符号。他初即位就攻鲁报仇，长勺一战反被鲁国曹沫打
败了（《齐世家》未说）。他的大业乃在于不记仇而用了管仲治国达到富强，有
了相当高的国际地位，比天子还神气，却没有称王篡位。若没有这位能干的相爷
替他办事，弥缝纰漏，他早就被许多“内宠”和三个小人易牙、竖刁、开方谋害
了。说他“尊王，攘夷”，“兴灭，继绝”，不过是画成符号，树为大旗，转眼
便烟消火灭，只剩名字。
《年表》中“僖十六年”有一条是三《传》所无：“重耳（晋文）闻管仲死，
去翟（狄），之齐。”管仲一死，他离开狄人跑到齐国想干什么？为什么管仲不
死他不去？大有文章。（看《晋世家》）由此再看晋文。这是个复杂环境中的复
杂人物，一生是一部长篇小说（《东周列国志》写的远远不够）。他在外流亡十
九年，在狄人处住了很久。齐、楚、秦都到过。在楚几乎被害。最后是秦国派兵
送他回国即位。中原小国对他不礼遇，可见他不仅出身不纯正而且相当异族化，
所以在齐国一享受就不想走了。他在位九年的最大业绩是城濮之战打败了楚国
（僖二十八年）。《经》直述其事。《公》、《毂》都简略。只有《左》大书特
书写成著名大战之一。《孟子》吹捧他而一句实事没有，可见他也是个符号。人
和事是重要的，桓、文也了不起，但并不像符号所指那么单纯而高大。晋文的重
要意义恐怕是在齐将衰而秦楚强盛时以一个并非纯正中原文化的人来作为捍卫中
原文化的旗帜。所以他一直和齐桓并列而说不出或不便说出其中缘故。他助过周
天子，但并不真尊王。
《左氏》在“僖二十二年”下记了可能是事后的预言，说辛有见披发于伊川，
知百年而为戎，“其礼先亡矣”。中原文化（礼）的异族化和异族文化的中原化
是东周时期令有识者焦心的大事。自从武王在孟津聚诸侯各族人（《书。牧誓》
列了八个，称为“西方之人”）征服殷商以来，就是这个边境和移民问题越闹越
大。知书识字，记各国史事，因而对文化感受特深的史官之所以“尊王”，是主
张以周为首联合防止异化，即“攘夷”。无奈中原文化的代表者，周的后代鲁国
仅有一群书呆子，武士曹沫很少。殷的后人宋襄公更加迂腐守旧，勉强算做五猫
之一，代表中原当大会主席，实在不称其位。司马迁在《年表》序中只说了四个
强国，齐、晋、秦、楚。说在周初封时都“微甚”，后来“晋阻三河，齐负东海，
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霸）主。”这仿佛是地缘政治学
观点，四国刚好在东西南北四方。齐、晋多少还属中原文化。秦、楚就说不得。
后来吴、越并入楚，田齐衰而晋分裂，从此一直是秦和楚，西北和东南，争霸之
局。南北对峙，华夷互相渗透。从汉朝（混合文化）经过“五胡乱华”及“五代
十国”，直到元、明、清三朝才由蒙族、汉族、满族轮流坐庄达成一统。但问题
并未解决，最后反而加上了海外来的史无前例的更大的文化冲突。汉兴时司马迁
在《六国表》序中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东配春）。西方，物之成熟
（西配秋）。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他又在《秦楚之际月表
》序中说，秦始皇废裂土封侯制度，又“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
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纵）讨伐轶于三代，乡（以前）秦之禁适足以
资贤者为驱除难耳。”这就是说，秦始皇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适与愿望相反，
老百姓造反时一切防范措施不过是为他们扫除障碍罢了。所以有见识的前汉徐乐
上书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汉书》本传）从刘、
项兴兵到洪秀全挖空满清朝廷都是历史的无数次表面重复。外国也不免。拜占庭
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遗留下的问题至今仍在。不仅古今，而且中外，“一也”。所
以桓、文虽很快就失去符号效应，而《春秋》作为符号书一直应用到清末康有为，
以至辜鸿铭，甚至日本明治维新时还提出“尊王攘幕”（幕府即诸侯），这难道
是偶然的吗？
（一九八九年）
《春秋》数学·线性思维
近年来常见人用“反思”一词，不是哲学术语，是一般用语。可是怎么“反
思”？恐怕先要问：怎么思？
《礼记·中庸》篇为朱熹收入《四书》，其中说到：“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若不管这些词的内在含义，只就学、问、思、辨、行
五字看，正好是一道思维程序。加上的条件是博、审、慎、明、笃，也不难懂。
《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玄类译）开头排列总纲时说到：“闻、思、修所
立，如是具三乘。”以后有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三章加以说明。“三
乘”即声闻乘、独觉乘、无上乘。这也就是说，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佛教法相宗的这种说法也是列举闻、思、修，并且排了一个和《中庸》的学、问、
思、辨、行同样的思维程序。问是提问题，结果自然是闻，所以印度的闻、思、
修和中国的问、思、行是同一过程。当然，双方用词的内涵意义和具体内容是不
同的。也许是因为用词相似，所以玄类译成一样，只有修、行二字双方各用一个。
用现在的话说，学、问是从外界得来信息。思、辨是内在思考。修、行是付
诸行动，再回到外界去，传出信息。思不孤立，有来源，有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