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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完了 金克木著-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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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乱。若照“白马非马”那样想下去,要求分析,确切,核实,认真,秩序恐
怕就难以稳定了。因为名不副实,名实错乱的情况太多。要求稳定,就需要“礼
教”。依名定位,不作分析,不许乱说乱动,天下太平。在这一方面,名家远不
如儒家对统治国家有用。儒家的“名教”和名家关于名的思想大不相同。
    孟子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七雄,不是春秋五霸了,不能再像孔子那样依靠
尊重周天子以求统一和太平了。他于是转而讲王道,反对霸道,那就要依靠好人,
因此主张人性善。人性本善,个个都是好人,所以可以用和平的王道治天下。若
是人性恶,那就免不了要用霸道了。论人性和政治思想密切有关。《孟子》的《
告子》篇中有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讨论。其中说,“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孟子和告子
都用比喻类推。孟子提到白马,也分析出“白马之白”与“白人之白”,但只是
用来类推“长人之长”。孟子不是作分析,是求同,不是求异,只是用来反驳告
子。他们还利用歧义。告子说,性如同水,可以东流,也可以西流。孟子也说,
性如同水,可是,“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水能向上,是激出来的势造成
的。两人都讲方向,一个讲东西,一个讲上下。水流向东向西都是向下流。在孟
子的书中当然是孟子正确。不过性怎么会同于水而不同于杞柳(如告子所说),
就不管了。名家重视对语言符号和所指事物的分析,不用比喻类推,推理方法大
不相同。
    荀子(荀卿)主张性恶。《荀子》书中有《性恶》篇,反驳孟子。他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是人为,是教育改造。他认为性是天生的,
“不可学”。“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是可学而能的,是伪。要分别性和伪。
所谓善就是“正、理、平、治”。所谓恶就是“偏、险、悖、乱”。圣人立君、
礼、法、刑,才能“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若人是性善,就都用不着了。
又说:“善言古者必有节(证)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证)于人。”议论要
“有符(合)验(证)”,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施行)”。孟子说性善,
没有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行,所以不对。荀子论性时长篇大论讲道理,不
用比喻类推。他的性恶论,说起来不好听,行起来有效。他不但宜布性恶,而且
论“王霸”、“富国”、“强国”,既作赋,又作俗曲《成相》篇。他的学生李
斯做秦始皇的宰相,统一天下。两千多年来,统治者往往打着孔孟的招牌,实行
荀子的学说。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接
受“再教育”,恐怕都和荀子的性恶论思想不无关系。七十年代有“可以教育好
的子女”的说法,就是说也有不可以教育好的,那更是性恶论了。《荀子》开篇
就是《劝学》,提倡学习,也是从性恶论来的。
    孔、孟、荀都不认为语言是符号,不分析词的歧义,和公孙龙等名家不同。
孔子不论性。“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孟、荀
论性,不作分析。现存的公孙龙的文章中没有论性。他若是只会说“善性非性”,
“恶性非性”,接着又要分析,和孟、荀还怎么讨论下去?有什么实用价值?所
以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批评名家惠施、邓析说: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
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
惠施、邓析也。”
    这大概可以算是一般人对于名家的看法,也就说明了他们的理论不能轰动和
流传。“甚察”(过度的考察分析)又“无用”,“寡功”的“怪说”怎么能流
行?但是名家的地位可不低。这从另两位名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来,一位是庄子
(庄周),一位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太史公司马谈。
    庄子在《天下》篇中和荀子一样列举当时各家学说加以评论。荀子批评了六
家十二人。庄子先评说四家八人,从墨家开始,以道家关尹、老聃为结,称赞这
两位是“古之博大真人哉”。然后述庄周的学说。最后一段介绍惠施的理论作为
“辩者”之首,又列举“与惠施相应”的“卵有毛,鸡三足”等悖论,指桓团、
公孙龙为“辩者之徒”,“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说惠施“卒以善辩为
名,惜乎!”还说他“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说他是“说而不休,
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
也。”可见庄子责备他们脱离群众,但还是重视他们,列举一些怪说,保存了下
来。
    《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有司马谈论述六家的要点的话。六家是:阴阳、
儒、墨、名、法、道德。前五家各有缺点优点,唯有道家最高,而对名家的解说
紧接道家之前,可见重视。他说名家的缺点是,“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
专决于名而失人情。”优点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这时已是汉朝大统一
稳定时代,名家地位仍然不低。
    荀、庄、司马说名家考察分析过火,使人不容易懂(不得反其意),只讲名
而不讲人情,这正好是科学的客观态度。是不是可以说他们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时代惟一脱离功利和政治而探讨客观真理的学术派别?东周春秋五霸时代,由孔
子及其门人开始的、士人学者游说列国统治者干预政治的风气,不断变化形式持
续了两千几百年。在读书人中,重视人性人情和功利的思想占上风,脱离人情的
客观态度受轻视。与实际结合的技术发明,中国几乎一直在世界冠军宝座上,如
指南车、丝绸、造纸、印刷、火药等等。直到近代落后了,但仍有善于仿制改进
的高明技术。不能立竿见影有实效又脱离人情的科学理论往往被认为是无用空话。
欧洲在近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由伽利略、笛卡儿等开始,科学思想突破
了由罗马帝国时代耶稣及其使徒保罗起动的神学的思想限制,技术同时突飞猛进,
风靡世界。中国在相形之下落后中急起直追。技术不难赶上而科学迟迟不前。思
想很难越出两千几百年走熟了的轨道。回顾春秋时代,孔子讲名(正名),后来
法家也讲名(刑名),可是名家说名和他们不同,不切实际,讲的是语言符号,
与人无关。战国时代人性成为热门话题时,名家不参加论人性。从汉代起,他们
的“怪说”受到冷淡,思想没有继续流传下来。他们把语言看成符号又重视分析
忽视实用的思想和客观看世界的态度没有传人。用现在眼光看,科学无不用符号,
特别是数字,可以说是用符号眼光看世界。名家的语言符号观能不能说是科学思
想的起点?不妨看一看他们的另外的一些命题。仍从公孙龙开始,再到惠施和其
他辩者。
    公孙龙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物》篇说的话很难懂,文本流传
可能字句有误。但是意思还是明显的。作者是古人,我们不能还原对证,不过可
以对这些命题作我们的现代理解。他的白马、坚白、名实、通变等理论都不离语
言分析,也就是讨论名。他所说的物首先是语言中的物,例如说马,马字指的是
具体的马,不论白马、黑马、活马、死马,所以是一个符号,是“指”。但是
“指”或符号本身不能是“指”或符号,因为符号一词所指的就是符号自己。所
以“指非指”。一个指头可以指任何别的东西,独独不能指自己。因此这个“指”
字作为符号,不能是指其他具体东西,只能指本身,因此也就不是“指”,所以
说“天下无指”。不是说没有符号,而是说符号本身不是符号。
    “坚、白、石,三。”触觉所得的坚和视觉所得的白和使人有这两种感觉所
得的东西,石,当然是三样。这里着重的显然是分析。
    公孙龙的论辩由于时代和语言不同,他所知道的想到的习惯的和现在我们的
不一样,加上文本流传可能有误,所以我们不能句句看懂,懂的也不一定合他的
原意。我们所作的只能是我们的解读、诠释,此处只举以上这两例。
    惠施是庄子的朋友。《天下》篇中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他“历物之
意”,“遍为万物说”,“散于万物而不厌”。南方有一位黄缭问他“天地所以
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
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由此可见,他是研究万物的,脱离了人情。庄子说
他“弱于德,强于物”。这就是说,他不重视研究人性善恶道德,而是天天辩论
万物之理,正是一位科学思想家,成为辩者、名家之首。可惜惠施的五车书都已
散失,辩者们的议论也和古希腊的许多智者的一样消亡了。他们可没有古希腊文
明中的一些人和书的好运气,得到阿拉伯人在东罗马灭亡时到欧洲传授因而复兴。
从庄子列举的一些怪说看来,他们是以明显的悖论引人注意,当然还有大量的解
说,有五车书,因此西汉的司马谈也没有说不懂。可惜现在书已亡失又缺乏解说
留下来,只好由我们作现代人的阐释了。就《天下》篇所引的看,可解的大致显
示出以下几方面。
    一是关于无限的问题,由此引出一些怪说。可能是因为庄子讲“齐物论”,
所以这方面引得多。无限,感觉达不到,想象不出来,在语言中是个符号,只存
在于思维中,表现于数学为极限,在微积分里才化为符号能运算,由此,科学大
大前进。惠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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