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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道静向余永泽提出了爱情的附加条件，要求余去革命时，余永泽苍白无力地向她解释：“静，我想，这不是我们能够为力的事。有政府，有军队，我们这些白面书生赤手空拳顶什么事呢？喊喊口号谁不会！你知道我也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可……现在我想还是埋头读点书好。我们成家了，还是走稳当点的路好……”余永泽想要向林道静表明的，是一个生活在乱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处世原则，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蕴含的哲理正如赫尔岑在《彼岸书》里说的是一样的：“人如果不要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苏格拉底在《申辨篇》里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或许正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限制，才使我比其他人稍微明智一点，而这一点仅在于其他人并不明白自己的一无所知。”——当然，林小姐是不明白这些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很少有人会懂得其中的道理，甚至直到今天），林道静非但不明白，还把这些话看作是余永泽卑鄙自私、胆小猥琐的证据。余永泽绝望了，“他脸色发白，双唇抽搐，把头埋在桌上猛烈地抽泣起来。”
毫不怀疑林道静真诚的革命举动，也为她的这种选择怦然心动过，但我却始终觉得此中有一些难以割舍的柔情。类似这样的情感体验在当时阅读其它作品的过程中也曾强烈地感觉到。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最使我感到怅然若失的便是保尔与冬妮亚的分别，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西天落日的余晖，保尔以绝决的态度对冬妮亚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假如你认为我首先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切的人们。”“冬妮亚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革命与恋爱的冲突是当时革命题材小说中最流行的一种形式。正如那位巴尔干半岛上的诗人裴多菲所吟唱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里的“自由”早已置换为革命）。——这样的小说读久了，便觉得不新鲜，麻木乃至厌恶，于是生出一些问题来：世上或许还存在着一种与生命爱情并行不悖的革命？只是我不知道。革命如果是以毁坏幸福和爱情为其代价的话，此中的荒谬意味不是不言自明了吗？仔细咀嚼这种始于恋爱终于革命的抒情模式，忽而觉得这与一千年前张生与莺莺的始乱终弃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呢！在林道静的仲夏夜之梦里，逸出了一条通向革命的小道，爱欲开始逃离隐匿，变得自惭形秽，因为这是对于革命的玷污，理应退避三舍。虽然林道静声言自己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但她已经把革命作为爱情天平上不可或缺的砝码，一个不可变易的爱情法则。因此，林与余的海边之恋就成为她走向革命的必要点缀，林道静只有通过这场情欲的磨炼才能有资格证明自己走向革命的忠贞不渝的顽强意志。这同传统中国英雄要过美人关一样，否弃爱欲成了检测你是否革命的试金石。
有时在那无奈的阅读中，我还异想天开地乱点过鸳鸯谱：如果是林道静遇上了保尔，余永泽与冬妮亚相遇，其情形会怎样呢？或者让余永泽从宁静的书房中走出，冬妮亚从充满贵族气息的布尔乔亚的情调中走出，与他们的恋人一齐踏上弯弯又曲曲的革命之路……然后大气凛然地双双走上刑场。这样的结局更悲壮些？无可挑剔些？
时至今日，我才能从情感迷失的坐标系上标识自己的方位，在难剪难理的纠缠中蝉蜕出来。我至少可以理解余永泽为何未能答应林道静的附加条件。余的本分内敛，注定了他人生选择的低调，固然也缺乏林道静的浪漫与高蹈。他只知孜孜不倦于“自立一家说”的学者名流，醉心于温柔典雅缠绵相契的朝朝暮暮，营造一个弥漫着书卷清香的温馨家庭。他踯躅于时代的大风圈之外，一任时代风云的轻薄，却执守着一介书生的清傲、自我与良知，在正义与生存之间、社会与自我之间寻找一个弥合点。像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一样，余永泽为我们留下了在那个时代一个执迷不悟的知识分子的美丽而苍凉的背影。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余永泽那样拒绝林道静式的爱的额外要求的。林小姐自然可以离去，却无权责难余永泽的表现就是自私庸俗，并要求余永泽为此而感到羞愧。
后来，我读了杨沫女士儿子老鬼的《血色黄昏》，这是又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灵魂的相遇，命运的反思，母子两代历史横断面上惊人相似的讽刺意味以及截然不同的叙述观点，又一次地震撼了我！在杨沫追忆自己革命生涯的自传小说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我生长于山右小邑，是一个不懂得什么“终极关怀”的村夫俗子。但我心仪于有些作家（如沈从文）那般至情至性的率真，那永远也不曾被蒙蔽的像春雨般滋润、芬芳、忧伤而又美丽的生命境界。我想借用沈从文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只关心生命的人；我不愿同一个委员长谈什么民间疾苦，而愿意像会明那样和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唱着情歌到河里淘米。何以故？前者假，后者真。我自认为永恒如果错过了今生今世就恐怕永远找不到了。舒婷面对神女峰的沉思是对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一位哲人说：孩子们，我们不要想望永恒的来世。孩子们，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达不到永恒；我们将永远得不到它。永恒就在此时此地。
爱冬妮娅，也爱保尔
？ 曾祥明
说长论短
读了刘小枫的《记念冬妮娅》（《读书》1996年4期），勾起了我对冬妮娅的美好的回忆。
和刘小枫一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也是上高小时在多雾的重庆读的，只不过他在城里，而我却在南岸区的乡下。相同的年龄、相同的地点，便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
我读刘文之时，刚刚读完了青年朋友侯君发在《文学报》上被《小小说选刊》选载的《钱殇》，也就越发觉得冬妮垭的可爱。《钱殇》中有两位美人儿，长得并不比冬妮娅逊色，一为人妻，一为情人，柳腰软软的，媚眼甜甜的。然而那腰只为钱软，那眼只为钱媚，一旦没了钱，那腰便不软了，那眼也不媚了。但冬妮娅，却并不是这样的人。她是那样的纯贞。她看不惯那些趾高气扬的纨？子弟；与之相反，她喜欢上了穷保尔。她喜欢保尔的勇敢和不甘受辱，敢和长得人高马大的纨？子弟拼搏并战而胜之。这，颇有点儿像织女爱牛郎：她爱男孩子的憨厚。只有这样的女孩子，才堪称“透明的美人儿”，因为她们没有被铜臭把芳心熏得黑黑的，带着难闻的垃圾味儿。
没想到刘先生却只爱冬妮娅不爱保尔，他这样写道：“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
也许是生活经历不同吧？我的感觉便有所不同。我爱冬妮娅，也爱保尔。你看，保尔为了冬妮娅，能够抑制被赫丽丝金娜“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他是一个忠于爱情的男人，比起现时生活中那些惯于拈花惹草带“小蜜”养情妇的男人们，不知要高尚多少倍，简直就是一座山、一块碑，怎能叫人不爱，怎么会“黯淡”了呢？
我觉得刘文所引的这句话，也无可挑剔：“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
这句话何错之有？我在部队里生活了将近十年，自始至终认为这句话天经地义，是高尚的、诚实的，是对对方负责任的和对自己负责任的，同时也对国家、对历史负责任的。人是有理智的，不能为了爱欲，不顾一切；作为一个战士，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因此，保尔不可能做到“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保尔早已成为“党的人”，他一旦离开了革命队伍，读者心中高大的保尔也就黯淡甚至不存在了；没有了保尔，没有了“这一个”，又奢谈什么“‘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个‘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呢？冬妮娅知道保尔是干什么的，她对于保尔的这番话早已熟悉，不应该感到吃惊并成为分手的契机。看来，还是爱得不深，未能达到“生生死死身相随”的程度，不能像织女，可以毫无怨言地跟着牛郎去做长工。如果每一个“这一个”都强调要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转，那么，两颗心何时才能转到一起去呢？人们向往的“心心相印”与“缱缱相契朝朝暮暮”，恐怕便只能是一句空话。难道只有保尔跟着冬妮娅走的份儿，为什么冬妮娅就不可以投身于革命呢？
评论者之所以褒冬妮娅而贬低保尔这一主要的艺术形象，运用的是类比手法。作者运用了两条线索，明线是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暗线是写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