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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者之所以褒冬妮娅而贬低保尔这一主要的艺术形象，运用的是类比手法。作者运用了两条线索，明线是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暗线是写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一截草席，裸露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上了那列火车……”于是作者感悟了，觉得冬妮娅的道路选对了，因而冬妮娅“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可以感到心在随着冬妮娅飘忽的蓝色水兵衫的飘带颤动”。冬妮娅的路走对了，保尔的路怎样呢？当然是走错了。难道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历史么？任何个体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一定的群体之中的。谁又能真正的出世呢？
其实，评论者并不想“出世”。评论者想讴歌的是冬妮娅“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的追求。评论者不仅用“史无前例”进行类比，还用了宗教等等进行类比：“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性的有限偶在身体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因而，革命是可诅咒的，因为“革命的献身”有碍于“爱欲的献身”。冬妮娅追求“爱欲的献身”，她永远可爱；保尔追求“革命的献身”，他不值得冬妮娅去爱，甚至那“令人心血上涌的话”：“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也随着保尔这一艺术形象的黯淡而变得一钱不值了。因为“克尔凯戈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提到的那件衬衫。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在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而冬妮娅之所以可爱、之所以越来越“亮丽”，就是因为她“弃绝无限”。“在那革命年代，并不是有许多姑娘能拒绝保尔式的爱情附加条件”“第一是党，其次才是别的亲近的人们。”冬妮娅拒绝了，凭着她身上那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想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在“诸多革命中”，在宗教里，“献身革命”与“献身上帝”，都不过与“史无前例”一样，是“陈示”“青春尸体”罢了，冬妮娅没有爬上“革命列车”去陈示“青春尸体”，没有随保尔去“献身革命”，她实现了自己“亮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而她的形象“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像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
这些年，这“泥土”的确是“受孕结果”了：为真理、为正义献身，的确被一些人所抛弃、所不为。不仅“勿忘我”的观点颇有市场，“既不为他人牺牲自己，也不要他人为自己牺牲”的论调，就堂皇地登上了大雅之堂。结果，公车坏在铁道上无人下车推而造成惨祸，公车上歹徒行抢只有幼儿园的孩子斥责歹徒……
否定了保尔的“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和他的“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献身精神，我们还宣传孔繁森做什么呢？恰恰相反，我们倒应该去动员孔繁森的妻子去做一个冬妮娅，与孔繁林离婚。可是我们能这么做么？
“在保尔的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也许，“怨恨”是有的，就像我们见到贪污犯当了反贪局长、小偷偷出了一个“大偷”一样，“不平则鸣”是人之常情，但一个献身理想的人，连生命与爱情“二者皆可抛”的人，对自己的选择是决不会后悔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更爱保尔。
再说一回“杨柳”——关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
？ 骆玉明
说长论短
在日本接到一些从国内寄来的关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文章。有人因不了解情况，对为何这么快就进行大幅度修改加以非难，这我觉得可以理解，而有的谈论就非常奇妙。不是我对孙焕英先生特别有意见，而是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学者型谎言》所表现的思想方法有一点代表性，所以还想借他的“杨柳”说一回。
从著者而言，自觉得“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原是从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的。但有人的想法则简单：连主编自己都这样说，那一定是问题百出，错误丛生！
于是孙焕英先生忙起来了，竟发现我们“连某些基本常识都欠缺”。根据之一，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杨柳”，被著者“当作杨树柳树来讲”。而实际上，书中完全没有半个字牵涉到“杨柳”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虽然写了一篇《“杨柳”及其他》寄给《中国青年报》，在这以后的两天里还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这个妙见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曾经认真地怀疑：莫非他因为“愤怒”而眼睛花了？或是他知道有个《折杨柳》曲，一定要找个机会说出来？或是为了弄几个稿费，竟公然捏造？——对不起，孙先生，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书中说到“永无春色的孤城”（系据“春风不度玉门关”而言），孙先生想必是如此推理：既然说没有春色，就是说没有杨柳；因而这就是对“怨杨柳”的解释，从而证明著者不懂得诗中的“杨柳”指的是《折杨柳》曲（其实也是双关）！这个过程真是漫长曲折，难怪我要想上两天！
心里有个成见，然后按这个成见把别人的文字七扭八曲，最后造成一项罪名。其实，孙先生若真的有一点关于古典文学的“基本常识”，从书中同一页对同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所加的脚注，应该能看出著者处理问题的态度。这条注引唐芮挺章《国秀集》、宋范成大《吴郡志》引唐张著《翰林盛事》，及宋初以来《文苑英华》、《温公续诗话》、《梦溪笔谈》诸书，谈《登鹳雀楼》是否王之涣作这样一个通常不大注意的问题，结论为“暂存疑”。
孙先生还有一条指责是更妙的：“《木兰诗》家喻户晓，著者却在一些地方读不断。”这使我无话可说了。《木兰诗》随便在哪本书上抄也抄“断”了，而我们却“读不断”，还不是一处，是“一些地方”！——妙就妙在究竟是哪一些地方，他又不说出来！这个问题同上面的问题不一样，经过多少弯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我恐怕要想一年。想明白了，再写“三说‘杨柳’”。
孙先生这种信口开河的话，本不值得理睬。但文章已经登在拥有广大读者、声名卓著的《中国青年报》上，我又不能不说几句。然而怎么个说法，却是为难：你跟他一起“愤怒”吧，成什么样子？说一点也不“愤怒”吧，也难。结果写成了一篇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糟的文章，对不起这家报社了。但有一点上次限于篇幅没能说，我觉得还是值得认真提出来的：孙先生的文章里，有一种明显的对于上海文化人的固执的恶劣情绪，什么“八名海派学者”，什么“本地哥们儿”，什么“舌头营养过剩，发育过长”，什么“判决书”，一纸的辱骂与恐吓。他的“愤怒”由此而来，又由“愤怒”而语无伦次。我很感慨：读书人漂泊求学，旅食四方，地域观念不该这么严重的呀。若是别有缘故，也不该在这里作无端的发泄吧？
我们的那部《中国文学史》不少地方有待改进，这个在别人说以前我们自己已经指出了。对一切严肃的批评，我们都深怀感激。但我想：批评别人，特别是在影响广泛的媒体上指出别人的严重错误，最好先存个与人为善之念，先想一想他可能是没有错，然后再仔细确认。而不是莫名其妙地先“愤怒”起来，然后七弯八曲地给对方制造罪名，而且造得自己很相信，于是愈加“愤怒”得津津有味。
孙先生这种风格的文章，也是长久不见了。总望随着国家的昌盛，读书人（那怕他只读过一点点书）多一点和气。就是看不惯，也要想得细一点。所以“现在，人们学得爱打官司了”之类的话，我也不愿学样对孙先生再说一遍，只等孙先生扛着杨柳来找我们。
精神疾病（二）：智慧的痛苦
？ 余凤高
科文经纬
自古以来，对疾病，特别是精神病的产生，就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如《圣经》写到的，相信有恶魔扰乱的关系。另外，那时也已经有人认识到严重的心理冲突与精神疾患的关系。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西方最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诗人、先知、女预言家的精神病，说“在他们躁狂症发作的时候，就是优秀的出色的诗人，而此病一旦治好，就再也写不出诗句了。”
古希腊另一个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他著名的“斐德若篇”中也说到精神病中“谵妄”（delirium，朱光潜先生译为“迷狂”）对创造的关系。柏拉图说：
“……有一种迷狂是神灵的禀赋，人类的许多最重要的福利都是从它来的。就拿得尔福的女预言家和多多那的女巫们来说吧，她们就是在迷狂状态中替希腊创造了许多福泽，无论在公的方面或私的方面。若是在她们清醒的时候，她们就没有什么贡献。”
像这样的类似说法还有法国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他曾不止一次说，极度的才智与极度的疯狂非常接近；而另一个法国思想家和哲学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