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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
？ 柳鸣九
前言后语
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
他是哲学家、文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在这几个方面都创造了重要的业绩，从萨特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来说，他对我们的价值今天看来还在于，他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但文学家萨特身上却又明显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倾向，即哲人化倾向与政治家化倾向。
根据西蒙娜·德·波伏娃回忆录的记载，一九三三年，当萨特二十八岁的时候，先入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门的雷蒙·阿隆对萨特这样说：“小兄弟，你如果是一个现象学家的话，就可以对一杯鸡尾酒大做文章，从里面弄出一些哲学来”，这话当时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因为“依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认识事物并从中弄出哲学来”，正是还未入存在主义哲学之道的萨特“梦寐以求的目的”，正是从此次谈话开始，萨特步雷蒙·阿隆的后尘，赴柏林专攻存在主义，从此开辟了他的哲学道路。
作为哲学家的萨特，当然很有所作为，他留下了相当可观的、有份量的哲学论著，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无疑占有一席地位。然而，应该承认，与他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第一流大师的地位相比，他哲学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当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学史论著中，他都未能获得专章入论，至于在中国，他的哲学论著至今仍只有很少专业工作者去研读。
萨特的力量在于把特定的哲理引入了文学，如果说，“依据自己对事物的接触与感觉来认识事物，并从中弄出哲学来”，是萨特意识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他全部创造性精神活动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基因的话，那末他最成功之处，就是选中了“存在”、“自我”这一个人人都要面对、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加以思索的“事物”，的的确确“从中弄了出哲学来”，并且，在自己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中，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戏剧作品到传记作品中，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色调地表现了这种哲理，使得他规模巨大的文学创作中，都响彻着“存在”与“自我”的主旋律，并奏出丰富的和声，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宏伟的交响乐。这就是萨特精神创作的奇观。正因为萨特是一个创作出了丰富的形象世界，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哲人，所以他影响的范围，远比法国哲学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纯哲学家来得广泛，来得深入人心，虽然，他的体系与深度并不如他们；正因为他是一个构设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深邃的哲理、闪光的精神火花、逼人的思想力量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造成了一代风气的作家，他就得以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占有了辉煌的一章，与那些第一流的艺术大师比肩而立，虽然他在艺术形式上并无什么特别惊人的开创。
政治化，并非萨特一开始就有的思想倾向与行为倾向，当一九三六年法国人民阵线的运动风起云涌时，他仍是一个脱离政治的“自由派知识份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重大政治活动，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愈来愈多地投身于国际的政治与法国国内的政治社会运动之中，特别是从六十年代起，他的文学创造、学术著述活动日渐减少，而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却愈来愈多，一直到一九八○年他逝世为止。我曾经把萨特列入法国文学史上作家兼斗士的传统之列，应该补充指出，如果说法国文学史上如伏尔泰、雨果、左拉、罗曼·罗兰都是作家兼斗士的话，那末，六十年代以后的萨特应该说是斗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会活动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份写作生活实际上也大都围绕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而言，他在某种意义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了，正是他长达三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的色彩与性质，使他获得了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路人这样的名声。显然；他对自己这一部份生活与业绩是特别重视的，其重视的程度甚至令人感到惊奇，一九八一年我在巴黎访问西蒙娜·德·波伏娃时，她就这样说过，“萨特最重视的是他的《境况种种》这套文集，希望它能传之后代”，而这个十卷本的文集，正是萨特几十年政治社会活动的主要体现，其中很大一部份文章是萨特围绕自己的社会活动所写的政治社会评论，以及“对当代政治和人物的看法”。
对一个作家的“盖棺论定”，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往往会有所不同，虽然，我们对萨特的论定，将来可能会受到岁月的修正，但我们今天至少可以这样论定：文学家萨特身上的这两种倾向，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毫无疑问，他的哲人化使他成为了世界文学中最具有隽永睿智的作家之一，最有思想魅力、最有精神感召力、最有不朽价值的作家之一，而他的政治化倾向，则似乎没有在他文学价值的天平上，加上什么有份量的砝码。他的政派性、阵营性太强烈了，他凭藉对自己巨大声誉的自信，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太无所顾忌了，丝毫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作家最好应该保持的适当距离。因此，当他所倚赖的政派与阵营，他所全力介入的政治社会事件与社会思潮，在历史发展中成为过眼烟云的时候，或者暴露出严重历史局限性而黯然失色的时候，人们就看到了萨特所站立于其上的那块基石悲剧性的坍塌下去了，看到他在那里所投入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份都付诸东流。
如果文学家萨特生活中没有这么长的政治化的岁月，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阵营中，法国极左思潮中肯定会失去一位充满了激情并拥有崇高声望的活动家，但法国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与文学史将会有更多的萨特留下来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财富。人们的遗憾还不止于此，如果萨特已有的文学创作、“境况剧”中，没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具体政治限定性、时事性（例如《涅克拉索夫》等），也许萨特会在世界范围里、在下一个世纪中拥有更多的读者。萨特在政治化中的投入，显然远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有收获。今天，世界文化领域里一茬又一茬的新读者群，已经很少人对他《境况种种》中的政论与社会评论感兴趣了。即使是在萨特所向往与所依存的世界里，即使是在萨特本人想要得到立足点的地方，他也未曾得到自己的立足点，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悲剧性的事。在社会主义中国，他受过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很多读者大概还不会忘记萨特曾被轻蔑地与“蛤蟆镜”并列为“污染”，不会忘记在萨特评价问题上曾经大动“理论干戈”，曾经硝烟四起。
硝烟早已过去，现在是晴和的天气。一九九四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举办了“存在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学术讨论会，在会议的开幕词里，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存在文学在不同的国度有过不同的际遇，它在我们这里的际遇是众所周知的。今天，它不再是以社稷安危、精神道德秩序为己任的批评家、理论家严重关注的焦点，谈存在、谈存在主义色变的时候已经过去，自我选择在现实生活里已蔚然成风，成为千万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奉行的行为准则，其中肯定只有极少数喜爱哲理的人是由于受了存在文学的影响，而大多数人恐怕都是在开放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合理合法地利用了个体自主性、发挥了自我主观能动性而并未在意任何哲理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结果，这种殊途同归之道，多少说明了对自我选择等存在哲理大动‘批判的武器’实无必要。当今，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脱贫致富、投资开放、资金股市、效应利润、反腐倡廉等等所构成的时代主旋律中，对存在文学评价高一点低一点，已无关紧要了，似乎只是少数穷酸学究的一曲闲聊波尔卡。我们对时代社稷负不起多大责任，我们只有学术良心的真诚。当某个问题不再是承受了千万人严重关注的焦点时，这个问题上的压力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求危言耸听，不求‘语不惊人誓不休’，但求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多少有益于人群。”
在晴和的天气，有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杨昌龙教授这部《论文学家萨特》的专著问世，这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昌龙同志，我是在八十年代初，到西安大学讲学时认识的，他那时就在教外国文学，涉猎甚广而又比较专注于法国文学，特别是对萨特，长期以来，他的钻研更是锲而不舍，这部论著就是他十年长期研究的成果，它写得立论稳当，实事求是，注意公允，选取了萨特作为文学家这一个主要的层面，集中地加以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述，是一本很扎实、很有见解的“导读”。专著完成之前，昌龙同志即要我写一篇序言，我力辞未果，就讲一点对萨特的理解，并祝此书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欢迎。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
我的承诺——《胡风传》后记
？ 梅 志
前言后语
我终于写完了这本《胡风传》。还是在胡风临终前几天，他握着我的手说：“不得了，他们又在冤枉我，说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怎么说得清啊？”他那焦急苦恼的面容，几乎使我的心都要碎了，但又不能哭出来。我抚着他的手安慰他，并许诺说：“你放心，谁也不能再来诬蔑你，往你脸上抹黑了。我会为你说清的。”
这个承诺一直在我心中激荡。我深感到我有责任将一些被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为他洗刷干净，同时也应该将他真正的为人，他真心实意为革命文艺所做的工作，全盘如实地写出来，以留给后人去评判。我觉得，只有后人才更能不带个人恩怨，不计个人得失，定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