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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
虽然《星期评论》在刊发梁氏以笔名“子佳”所写的《雅舍》、《孩子》等十篇小品文以后,便无疾而终,但是“雅舍”的“小品”从此却已声名在外,不能自止。梁实秋先生自己对此组文字似乎也颇为看重,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时地以“雅舍小品”这一“老字号”来续写,积累数目到达一百四十三篇之多。在这个名义下的文章,陆续出版单行本,先后编为四集。
大陆读者得窥《雅舍小品》的全貌,则是在梁先生去世以后。此事当要深谢他的遗孀,也是其版权继承人的韩菁清女士,因为是她将该书的大陆专有出版权授予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所以才有了《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在大陆的编印和发行。
从荜路蓝缕,以启文亩,到名满海外,人口皆碑(林海音在《雅舍的主人》一文中说:“《雅舍小品》一书在台湾畅销并长销数十年,谁都读过《雅舍小品》,而且有些茶艺馆还起名雅舍呢!”李萱华于《梁实秋在重庆》一文中说:“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流传”,两文均见《梁实秋与雅舍》一书),梁实秋先生通过《雅舍小品》,给本世纪的中国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人文资产。
世人或不解梁先生何以要在“雅舍小品”专栏的开篇中,特别仔细地交待出自己的“写作所在”,犹如老母鸡对着尚未张嘴吃鸡子的食客,“咯咯咯”地先期介绍自己的草窝一般。实际上其间正自有着一段纠葛。只不过,事到受约写作《星期评论》专栏的时候,梁先生对两年前的这场风波,在内心中似已熄“火”,所以,做出来的文章已经温和到极致,不容易使人产生彼此关系的联想罢了。
话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一位署名为“罗逊”的先生,通过重庆《大公报》率先发难攻击梁实秋此前为《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所写的《编者的话》(这两篇文章,卒使梁氏有口难辩,终被诬持“与抗战无关论”几达半个世纪之久),文中在高屋建瓴地提倡“抗战有关论”以外,还提出了“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问题,内有“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里面”等语。为此,梁实秋先生在《副刊与我》一文中敏感地辩驳道:
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于抗战有关”的。譬如说吧,在重庆住房子的问题,像是与抗战有关了,然而也不尽然,真感觉到成问题的,只是像我们这不贫不富的人而已。真穷的人不抗战时也是没有房子住的,真富的人现在仍然住的是高楼大厦,其富丽不下于他们在南京上海的住宅。
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
……
也难怪当日梁先生闻“罗逊”之言便要跳将起来抗辩,因为彼时梁氏在重庆甚至连“雅舍”这样的“仅避风雨”的居室还尚未觅得,只是独身一人栖身在临江门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里!这对于素心讲究“和谐的家室”、久持“吾爱吾庐”观的梁氏来说,蛰居“陪都”而中馈虚空,真是无室无家之时,其心情之?惶可知。
更何况,在当日的时代氛围里,这样一个关于房子的冤枉,是万万吃不得的。要知道,当时身居何等样式和何等规模的房子,实关乎主人所属的“阶级”,且是号召民众要否将其“打倒”的重要界石。“罗逊”先生的话,原不是无意为之的呀!其间“杀机”,正暗伏于寻常笔墨间。
没想到梁氏当时随口许诺于读者的专写住房之事的“一篇文章”,竟然到两年以后才落笔,而且写得如此温和宜人。其实,梁先生在上述辩辞中所感慨的穷富人等住家“与抗战无关”数语,原是与其个人的阅历可相印证的:“德国式的建筑”相对集中分布的青岛,本是梁氏全家驻足过四年的地方;而梁先生在辩辞中,又主动多说了南京、上海两地。对于甫到重庆的梁实秋来说,宁、沪、青三地,确是他有生以来载室载家的地方。“罗逊”之言实属“事出有因”。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一文中就曾自我表说道:“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茅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过。我不论住在那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
三十八岁以前的梁实秋,多次努力营建过自己的小家。他为与程季淑小姐婚后生活而建的第一个“爱巢”是在南京,位于当时东南大学校门正对面的蓁巷4号的平房。可怜梁氏数月间“天天四处奔走购置家具等物”的结果是,作为新娘的程小姐仅仅到此住了五天,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双双抛弃这个由夫君“煞费苦心经营的新居”作东南行。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就这样接纳了这对逃难而来的小夫妻。于是,“安定畅快”和“相当狼狈”兼而有之的独立家庭生活,就此开始。在告别为期半月的借居地以后,梁氏夫妇租住了一处上文提及的“一楼一底”的房子。“别看一楼一底,其中有不少曲折”,这是梁实秋先生在《住一楼一底者的悲哀》一文中写出的隽言,如今能为旧上海此等民居存此生动旧影的,恐怕就推梁先生这篇妙文了。
可能是为了抛却这种“悲哀”,寻求家居的欢悦,次年他们便急不可待地搬入了一处“二楼二底”的住宅。第三年,则再次乔迁到一栋三楼的房子里,据说环境条件较前两处有大大的改善,“有了阳台、壁炉、浴室、卫生设备等等”。然而,梁实秋因肩负养育家人的重任,而并不能在此家居环境中安度稍息,尽管他“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房屋”。他在《槐园梦忆》一文中说的这番话,不能不让人为一个青年户主自立的艰毅而感动莫名:“我在光华中国公学两处兼课,真如、徐家汇、吴淞是一个大三角,每天要坐电车、野鸡汽车、四等火车赶三处地方,整天奔波,所以每天黎明即起……”就这样,在上海三年,他们搬了三次家。
一九三○年夏,梁实秋因为接受聘约,移家青岛后一住四年。在此地,他们仅仅搬过两次家。先是在鱼山路四号一处“四楼四底”的房子里,距离汇泉海滩很近。次年便搬定到附近7号的一个新楼里:“四上四下,还有地下室,前院亦尚宽敞。”在客居者的建议下,房东父子很快就在院内植下了樱花、西府海棠、苹果等花木,这使梁实秋夫妇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而数十年后轰动世界文坛的《莎士比亚全集》汉译工程,便也在这样优美而良好的家居环境中启动了。
我以为,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梁实秋先生可能是对自己的家居环境最为在意的一位。他后来就曾不止一次地自诩道:“关于居住的经验,我的一份是很宏富的”(《平山堂记》),“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雅舍》)。其原因契盖有二:一是从小生长于北京勾栏胡同(后改称内务部街)三十号这个“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于家居素有讲究的传统,并演而为人生良癖;二是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美满的婚姻及其“和谐的家室”所宜需。当年,他们夫妇孤悬沪滨,只能在上海屋檐下的“一楼一底”式的弄堂房子里过日子时,因为凤凰于飞、琴瑟谐和,所以颇能安贫乐命:“我们虽然僦居穷巷,住在里面却是很幸福的。季淑和我都同意,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自己的家更舒适,无论那个家是多么简陋、多么寒怆。”
无奈因为抗日战事日迫,一九三八年秋冬之交,梁实秋孤身一人从汉口出发,“从此入四川,与季淑长期别离六年之久”。于是才有了本文开篇在“大后方”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而“惹是生非”的一幕。
由此迤逦说来,青岛的“红瓦绿树”同梁氏也并非无缘,只不过他所赁居的“四上四下”却不是德国人所造,而是当地一位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之小筑”(梁实秋《忆青岛》),房东和房客原来同属于劳动阶级。因此,“罗逊”之言莫不是“查无实据”了吗?
经过了抗战期间六年的夫妇睽别,梁实秋对于离乱生涯有了不堪回首的痛识:“在丧乱之时,如果情况许可,夫妻儿女要守在一起,千万不可分离。”因为有此一段苦难的经历,所以,梁氏夫妇为了“不愿别人再尝这个苦果”,往往遇有机会,便说教上述这节教训,供人鉴戒。由此也可看出梁氏夫妇的仁者之心。当然,这是后话。
中年以后的梁实秋,在营造家居环境方面最大的手笔,莫过于在到达台湾以后,断然放弃台湾师范大学提供的台北市云和街十一号的日式宿舍,于一九五八年夏秋买地自造安东街三○九巷的梁宅。此宅虽仅占地一百三十余坪,但因为设计图纸出于梁氏伉俪的手笔,所以格局上别具匠心:一则“房求其小,院求其大”,一则“一联三间房,一间寝室,一间书房,中间一间起居室,拉门两套虽设而常开”。据说,梁实秋先生在墙上索性打定了一排书橱,并就此题名为“雅舍”。至此,先生才正式成为完全独立的“雅舍主人”。此与当年在重庆北碚起用“雅舍”之名,正好相隔二十年。
后来梁实秋夫妇于台北“雅舍”一气居住了一十三年,直至一九七二年“卖房子结束破家”,于当年五月二十六日移居到美国西雅图的女儿女婿处。这是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