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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梁实秋夫妇于台北“雅舍”一气居住了一十三年，直至一九七二年“卖房子结束破家”，于当年五月二十六日移居到美国西雅图的女儿女婿处。这是梁氏生平居留时间最长的一处房子，他在此潜心著译，教书育人，一天天地被日子“打发”（参阅《十句话》，见《梁实秋文坛沉浮录》），卒至功成。
可是，梁实秋先生在写作《槐园梦忆》时，却将自己在安东街所建的住宅，目为“经营了多年的破家”，这种一反梁氏生平“爱庐观”的说法，实在令人惊异。但你若细读此文；便能体味出梁氏晚年所有的那种家园荒芜、此生何寄的身世之感。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写毕的《槐园梦忆》，正是在他的爱侣谢世四个月的日子，那么，我们大概也就更不会惊疑于老先生心境的遽变。
如今，我们的话题该回到由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办公室李萱华先生所编的《梁实秋与雅舍》一书上来了。所谓“雅舍”，其名源起于合住者、其清华大学同窗吴景超的夫人龚业雅的名字。梁先生后来解释道：“……我和他们合资在北碚买了一栋房子，其简陋的情形，在第一篇小品里已有描述。房子在路边山坡上，没有门牌，邮递不便。有一天晚上，景超提议给这栋房子题个名字，以资识别。我想了一下说：‘不妨利用业雅的名字，名之为雅舍。’第二天，我们就找木匠做了一个木牌，由我大书‘雅舍’二字于其上。雅舍命名，缘来如此，并非如某些人之所误会，以为是自命风雅。”
《梁实秋与雅舍》一书是淡淡雅雅的一个小三十二开本，共一百余页，内容却是十分有趣，而且有着十分人文含量的。编者李萱华在本书《前言》中介绍该书的由来道：
随着《雅舍小品》的问世，“雅舍”之名已蜚声中外。凡读过《雅舍小品》的人，都在议论“雅舍”，寻找“雅舍”。然而，“雅舍”在哪里？成了当今海内外文坛上的一个谜。笔者从一九八○年开始寻找，历时八年没有着落。一九八八年，台湾女学者丘彦明专程来访，到了北碚，无处寻觅，只得扫兴而归。一九八九年，承老舍夫人胡？青先生回忆，勾画了一份“雅舍”位置示意图寄来。根据这个示意图，在一九九○年调查“陪都遗址”时，经过反复核实论证，终于在梨园村找到了“雅舍”。
“雅舍”现今住着五家人，门牌编号为梨园村四七—五一号。其中四八—四九号为梁实秋住房，五十号是“雅舍”客厅，后房为吴景超与龚业雅的居室。
“雅舍找到了！”消息传出，成了文坛上的一大喜讯……
“雅舍找到了！”然而，问题随之也就来了。这处在抗战中“曾有过许多次文化人的聚会”，“留下了人们数不清的足迹”，“记录了五十多年前那段不寻常的岁月”的人文名胜，当时却已面临重庆市“旧城改造工程”中的挖掘灭顶之灾。
于是，以舒乙、李萱华、林海音为代表的海峡两岸人士，通过多种途径为此发出了“雅舍不能拆毁！雅舍必须保留！救救雅舍！”的紧急呼吁。冰心说：“雅舍因为进入了文学作品而不同凡响”，舒乙更在发表于《团结报》上的《寻找“雅舍”》一文中，饱含激情地论证“雅舍应该长存的价值”道：
最近，我看见了雅舍，大喜；知道雅舍不久将被拆，又一惊。
这一喜一惊感染了我周围的文艺界朋友们，大家无一例外地对雅舍的命运表示极大的关注。
我盼着雅舍的长存。
在那小小的六间房里，生活过一位爱国的现代文人，他写得一笔好文章，虽然条件既简陋又艰苦，可是他却生活得很愉快。由六间房间中飘出的散文，成了坚韧不拔、自信乐观、潇洒和情趣的化身，为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代刻上了可纪念的注解。
如今，“雅舍”终于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被重庆市政府确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人们流连瞻仰。当然，我们更可以藉助《梁实秋与雅舍》一书的插页照片来神游“雅舍”，先睹其“天然妆，淡淡样”的布衣风貌。
“茅舍数楹梯山路，只今兵火好栖迟。”（陈延杰《题彭醇士〈雅舍图〉》）梁实秋先生旧居的“雅舍”，没有随五十余年间的天灾人祸灰飞烟灭，而是在四年前适时地重现人间，并卒能唤得乡亲父老们的珍视保护，真可谓是人间奇迹。——面对如此真实，一种强烈的感觉贯注到笔者心头，并且让我久久消抹不去：“雅舍”在这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始终蒙尘不语，莫非是默有所待？
八大山人与“黑画”
？ 陈望衡
艺林撷英
经过文化革命的人大概都记得批“黑画”的事，被批的画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国画家黄永玉。“四人帮”说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含意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黄永玉画的猫头鹰是否有这样的含意，当然，只黄永玉清楚，别人不好评说。
不过，从中国绘画史来看，“黑画”是有的，“黑诗”也是有的。中国诗歌传统讲寄托，讲美刺，中国史学传统讲“微言大义”，讲“春秋笔法”，这都可以看作“黑画”、“黑诗”的源头。一部《诗经》，解释多多矣。位于《诗经》开篇的《关睢》，从字面上看，明明是一首情歌，汉儒却说是喻“后妃之德”，变成了一首政治诗。对《关睢》的这种解释因为太荒唐，现代学者已无人相信。但至少在清代以前（清代已有人质疑，如严虞？）它是权威性的解释。汉儒对《关睢》的解释也许的确是很牵强；但你又不能不承认《诗经》中确有一些诗，其真实的含义在字面之外。这些我们就不去说他了。
“黑”，主要是指隐，用“黑”当然是带有贬意的，“四人帮”仇视人民，又色厉内荏，疑神疑鬼，将那些可能隐含反对他们意思的诗与画称作“黑诗”、“黑画”是可以理解的。站在人民的立场，这诗这画当然不能称黑。准确地说，它应叫作“隐喻诗”、“隐喻画”。
隐喻诗自《诗经》以来，一直有人在写，且有不少佳作，如李商隐的《无题》，朱庆余的《近试上张籍水部》。隐喻画则见之甚少。到清初，隐喻画突然多起来了。最大的隐喻画家是八大山人。
八大原名朱耷，系明宗室，后自成进京，又清兵入关，明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锦衣玉食的朱耷顿时成了丧家之犬。他先是入寺为僧，继而又转佛为道，然而都不顶用。”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国仇家恨时刻燃烧于心，岂一领袈裟或一袭道袍可以熄得！无奈又只得还俗，佯狂度日，了此残生。
八大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矛盾的。内心的熔岩直欲将它烧化，然而他又不能将之尽情宣泄于外，于是他将它压抑，将它扭曲，将它锻造，终以别一种形式公之于世了。这就是八大的那些“黑画”。你看，那些画，气氛是那样的冷漠，那样的怪异，那样的虚寂。然而你只要多看看，并联系八大的身世多想想，就可悟出：这冷漠犹如火山冷却后的熔岩，那正是炽热的产物；那怪异，其实并不怪，那是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的曲折表现；那虚寂，也只是假象，其实内心深处何曾一日虚过，一日寂过？
八大亦善诗，他的诗多题在画上。诗甚难解。就是与八大同时的邵长蘅亦说：“山人有诗数卷藏箧中，秘不令人见，予见山人题画及他题跋皆古雅，间杂以幽涩语，不尽可解。”（邵长蘅：《八大山人传》）这些诗是货真价实的“黑诗”（隐喻诗），因为“黑诗”与画一配合，相得益彰，倒又能让人差略看出它的政治含意。笔者最近读到一本不厚的书：《八大山人诗与画》（朱安群、徐奔选注，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将八大的一百首题画诗一一加注并作说明。这是很有价值的书，作者凭借丰富的历史文化修养和对朱耷生世的详尽了解，将这些“黑诗”、“黑画”的“黑味”一一品出来了。尽管不一定都很正确，但对我们深入了解八大无疑是有重大帮助的。
八大喜欢画西瓜。西瓜本不是中国绘画的传统题材，八大喜欢画它，别有深意。其中一幅，其右下角画有一孤瓜，左半部题有一诗。诗云：
写此青门贻，绵绵咏长发。
举之须二人，食之以七月。
为什么要点明这瓜是“青门”所贻呢？原来，这有一个典故。汉代的召平原是秦朝的东陵侯，秦朝灭亡后，他种瓜于长安东门。此瓜世称“青门瓜”或“东陵瓜”。说明瓜是“青门瓜”，对前朝的怀念是清楚的了。此瓜如此之大，举之须二人，一来歌颂前朝之美好，二来喻复兴之艰难。“食之以七月”，看来时机还不成熟，此瓜尚吃不得，字面外的意思是：要“潜伏爪牙忍受”，等待复国的时机到来。
八大还有一幅《瓜月图》其题诗云：
昭光饼子一面，月圆西瓜上时。
个个指月饼子，驴年瓜熟为期。
八月十五是中秋，乃团圆之日，此时画瓜画月，含意自然不同一般。月是那样明亮，瓜是那样甜美，然月下瓜前之人（画家）内心又是那样残破、凄楚。这两相映衬，其情感意味不难体察。“个个指月饼子”用的是元末汉人以八月十五食月饼为起事信号的典故，借以表达复国热望。然而复国有希望没有？没有。”驴年瓜熟为期”——这“瓜”恐怕永远不能成熟了。绝望的悲哀笼罩全篇。
八大的画很怪，造型往往不同一般。他所画的鸟，大多是弓背缩颈，眼珠瞪圆，充满狐疑与警觉；有的鸟一足独立，似失去平衡；有的鸟栖息于枝，显得笨拙而又疲惫，似无奋飞之意。凡成对的鸟，总是各望不同的方向；有的画成：一只睡了；一只四处张望。在形象组合上，八大也打破常规，他将鹿与鸟组成一画，鹿仰头视鸟，鸟低头视鹿；他将鱼与鹌鹑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