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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城还算好，江宁府属的溧水县、江浦县、六合县，都先后出现了明火执仗抢劫钱财的事情，虽然劫匪没有戴“大帽子”，可也没有蒙面，不少人都认了出来，所谓劫匪，就是湘军的一班散兵游勇。
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不论从哪方面考量，散兵游勇的目无法纪，都是绝对不能再放任下去的了，必定要穷究根治，只是，怎么个“穷究根治”法儿呢？
照曾国藩说的，“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
曾国藩嘴上这么说，心里大约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未必是口不对心，可是，真的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自然是可以的，只要杀的人足够多，散兵游勇的气焰，终究是压得下去的。
在这个过程中，未必不会如江宁藩司、江宁将军顾虑的那样，“激出更大的变故来”，但是，要说湘军余部，真会走去扯旗放炮，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目下的中国，已不比原时空，掌握压倒性武力的，是关卓凡和赵景贤的这一边儿。
问题是——
赵景贤不晓得，曾国藩也不晓得，关卓凡却是晓得的，原时空，有一个“刺马案”在那里摆着。
留意一下时间线：
原时空，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湘军克复江宁；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马新贻履新两江总督；未足两年，同治九年，即一八七零年，马新贻遇刺。
本时空，由于关卓凡的介入，同治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湘军克复江宁，较原时空，提前了整整一年；洪绪元年，即一八六八年，赵景贤将赴江宁本任，距江宁克复，将近五年，这个时间点，相当于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即一八六九年——正是马新贻和湘军集团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的时候。
马新贻对付不法的散兵游勇，就是“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然而，他得到的，是透胸一刀；而且，含恨长逝之后，刺马的幕后主使，逍遥法外，并永远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有人认为，“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曾国藩本人，关卓凡以为，以曾国藩的为人和彼时持盈保泰的心气，再如何对朝廷和马新贻本人不满，也绝不至于出此下策的。
但是，“刺马案”一定是有幕后主使的；这个幕后主使，一定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这两点，却概无异议。
凶手张文祥，刺马之前，同马新贻既没有任何交集，便不存在任何私怨，因此，一定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是他自己说漏嘴的话——就是说，一定是受人指使的。
除此之外，张文祥的供词，来来去去，不过一句“我为天下除掉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
这自然是厚诬。
马新贻虽然是回教徒，却是自明初以来的山东土著，且十几代下来，进学、出仕，早就百分百汉化了；而且，他是“老教”，同马化龙、白彦虎之流的“新教”，真正是水火不容，怎么可能“通回乱”？
至于坊间关于马新贻奸占义弟曹二虎之妻、并杀曹二虎灭口的传说，更是子虚乌有，那根本是有人特意造作了出来，既为混淆视听，干扰办案，又为积毁销骨，败坏马新贻的清誉——既杀人、又诛心，用心极深、极险、极恶！
可叹的是，非但时人不辨是非，后人亦津津为之乐道，甚至添油加醋，反复敷衍，还拍成了电影——拍一部不过瘾，过些年，再拍一部！
马新贻为官清廉而有担当，不但整肃法纪，不惜其身；在改革漕运、减定浮收、整修水利上面，也很有作为，这样一个好官，不但沉冤难雪，还落得一个任人污蔑的下场，真正叫黑白颠倒！
“刺马案”叫关卓凡有很深的感慨：我们并不是没有达致历史真实的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够将历史的真实呈现在大众面前，大众又如何才能够被说服接受这份历史的真实，却真是叫人无奈。
大多数的人，回顾历史之时，看到的，永远只是他自己想看到的，不想看到的，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历史的真实，永远不是大众真正关心的东西。而当政者，也未必乐见大众看见历史的真实、关心历史的真实。
扯远了。
本时空，马新贻已经从浙江巡抚的任上，调任陕西巡抚了，“刺马案”是不会发生的了，即将坐上原时空马新贻坐的那座火山口的，是赵景贤，那么，在本时空，会不会出来一个“刺赵案”呢？
*
第一八三章 生死较量（）
“刺马案”最吊诡的，还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的查办。
凶犯张文祥，就擒之后，由始至终，未曾动刑——这是极其不正常的。
摆到台面上的理由，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此十恶不赦之案，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打轻了，毫无用处；打重了，只怕瘐毙狱中——他是第一号的钦命重犯，如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可怎么交代的过去？嘿嘿，老兄也是晓得的，不晓得有多少人巴望着封了他的口呢！
主持审讯的漕运总督张之万、江宁将军魁玉，都是这样一个主张。
会审的署理藩司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大不以为然，据理力争：既然“打轻了，毫无用处”，那么，不打，就更加没有用处了！凶犯狡悍，不用大刑，单靠软磨，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实？
咳咳，凶犯愍不畏死，就算施以大刑，也未必管用啊……
不然！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可是，枭首，一眨眼的事情；凌迟虽苦，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熬一熬就过去了。大刑不同！反复勘磨，凶犯再怎么狡悍，也不免有崩溃的一天！一副夹棍，三根横木，看似平平无奇，可是，多少英雄好汉，刑场之上，白刃加颈，意气自如，三木之下，却问什么，说什么！
咳咳，还是要慎重行事，熬刑不过，胡乱攀咬，如之奈何？
……
张之万和魁玉，反对动刑，除了担心自己成为马新贻第二之外，较之孙衣言、袁保庆，毕竟“站得高、看得远”——真把幕后主使问了出来，可拿他怎么办啊？真到了那个时候，才叫“如之奈何”呢！
就这样一直扯皮扯到了“中央来人”——刑部尚书郑敦谨，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回任两江的曾涤生。
另外，不晓得算不算巧合：郑敦谨是湘乡人——不但是湖南人，还是曾国藩的同乡。
“刺马案”一出来，慈禧和恭王，就晓得必须叫曾国藩回任两江了——除了他，谁也摆不平两江目下的局面。
曾国藩的回任两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朝廷向湘系屈服了。
从此之后，直至清帝逊位，两江再也没有脱离过湘系的掌控。
曾国藩既回任两江，并主持“刺马案”的审理，则凶犯的没有幕后主使，便无悬念了——最后，曾国藩、郑敦谨联名出奏，说什么马新贻严办海盗，张文祥和海盗素有勾连，有激使然，乃行刺马新贻泄愤，云云。
最重要的一句，“实无主使别情。”
张文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
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孙衣言、袁保庆愤然作色，坚决拒绝署名。
“刺马案”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结案的奏折一经拜发，立即告病挂冠，且既不等朝廷允准，也不回京复命，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
可以想见，郑敦谨虽然是湖南人，但被迫做违心之语，内疚神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刺马一案，上上下下，曲意弥缝，证明了一件事情：凶犯的背后主使，一定是朝廷不能、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他所代表的势力，更是朝廷不能、不敢与之翻脸的。
如此一来，谁是这个幕后主使，便呼之欲出了。
关卓凡以为，嫌疑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荃，一个是黄翼升。
湘系中，曾国荃的地位，自然高于黄翼升，不过，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如此一来，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
所以，扒拉来，扒拉去，黄翼升的嫌疑最大。
如果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对湘军的散兵游勇，如马新贻之“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那么，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前头已经说了，江宁的情形，本时空的洪绪元年，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不同的是双方掌握的武力的对比。
湘军屡加裁撤，台面上的武力，较之轩军，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
但是，绝对的武力不代表绝对的安全。
马新贻是怎么死的？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那一天，例行校阅之后，步行回署——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就在马新贻即将进入署西门之时，张文祥突然闪出，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
一边是校场，一边是总督署，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传令官、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关防还能再严密些吗？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
张文祥其人，仔细想一想，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
身手的迅捷凌厉，尚在其次，关键是这份视死如归，思之令人惊心！
这个“死”，不是“引颈一快”那么简单，如果上了刑场，其所被者，是千刀万剐，是最痛苦的一种死法——这一层，张文祥受命之初，必是明了的了。
而且，这个案子，凶犯一定要有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