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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七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病殁。”
“顺治八年，英亲王阿济格被赐死。”
“顺治九年，桂林之役爆发之前，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端重亲王博洛，于同月——三月病殁。”
“以上这几位，算是第一流的，第二流的嘛——”
“早在顺治三年，衍禧郡王罗洛浑顺、饶余郡王阿巴泰，先后病殁。”
“顺治九年，八月——桂林之役后、衡州之役前，多罗谦郡王瓦克达顺病殁。”
“到衡州之役的时候，能征善战的王爵，其实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敬谨亲王尼堪，一个郑亲王济尔哈朗。”
“衡州之役过后，敬谨亲王既然殉国，所谓‘老成宿将’，就只剩下郑亲王一人了。”
“可是，彼时，郑亲王老病缠身，打前一年——也即顺治八年起，便已退居藩邸荣养了——”
“则新败之余，人心浮动，朝廷却连一个正经的‘老成宿将’都拿不出来了！”
“一句话，青黄不接！”
“将如是，兵亦如是。”
“正因为已经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战线太长，而八旗兵太少，兵力分配，本就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了，敬谨亲王统带的，又是八旗的主力，衡州一役，损失惨重，这下子，愈加之雪上加霜了！”
“反观南明，复地千里，军威大振，气势如虹；许多之前蛰伏的官绅、败兵，认为‘恢复在望’，也都冒出头来，扯旗放炮，以为呼应。”
“实实在在说一句，顺治九年，衡州之役过后，南明摆开的，是一个全线反攻的架势；本朝呢，无可如何，不能不收缩战线，摆出来的，是一个全线防守的架势。”
“那个时候，派到南边儿去做官，是被目为自投虎口的，譬如，广西巡抚王一品，回京述职之后，死活不肯回任，一来二去的，朝廷也烦了，也不要他回任了——直接送他上绞架了。”
“再实实在在说一句，若不是孙可望妒贤嫉能，害怕李定国的功劳、声望，凌驾自己之上，利令智昏，在大好形势之下，非但不配合李部的进一步的行动，还企图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拘捕李定国，终于逼李率部出走——”
顿一顿，“南明就算不能恢复全疆，长江以南，也一定非本朝所有了！‘划江而治’，大约真就要成为现实了！”
关卓凡一大篇儿说下来，赵景贤惊叹辅政王史实精熟之余，更加的困惑了：
如此说来，明季人物，王爷顶佩服的那个，应该是李定国啊，怎么会是孙可望呢？
“竹兄，”关卓凡说道，“你一定不解，如此说来，明季人物，我最佩服的那个，应该是李定国，怎么会是孙可望呢？”
好家伙，王爷真正是可以“洞见人心”的！
“是！”赵景贤说道，“王爷明鉴！”
“竹兄，”关卓凡说道，“我请你想一想，顺治三年底、四年初，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大西余部，出川入黔——嗯，叫那个时候的李定国，去攻打顺治九年时的桂林、衡州，请问，他打的下来么？”
赵景贤心中一动，“这个打不下来！”
“他杀得了定南王、杀得了敬谨亲王么？”
“杀不了！”
“为什么呢？——李定国还是那个李定国嘛！”
“是！”赵景贤说道，“可是——将还是那个将，兵，却不是那支兵了！”
顿了顿，微微透一口气，目光炯炯的说道，“我明白王爷的意思了！——这支兵，五年之内，脱胎换骨，前后判然，端赖孙——呃，至少，其有力者，排第一位的，不是李定国，是孙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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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一天，明天大章还账，谢谢！（）
第二二零章 吾之所欲，无他，唯中国之强大耳！（）
“不错！”关卓凡说道，“且孙可望再造的，不仅仅是一支兵，而是一个国！——或者说，因为他再造了一个国，才能有这样的一支兵！”
“张献忠死时，大西军其实已经陷入了绝境——后有本朝的追兵，前有南明扼守长江天险，前不得，后不得，眼见就要全军覆没了！”
“但张献忠一死，孙可望即联络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杀掉了‘皇后’和宰相汪兆龄——张献忠死后，此二人依旧高据诸将之上，不但颐指气使，更主张一切皆照‘先帝’生前意旨行事，即：继续‘杀，杀，杀’！”
“障碍一去，孙可望等立即改弦更张，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区区九字，如有神效，大西军面貌一变，气势再起，一举攻克重庆天堑，打开了南下的通路。”
“由川入黔之后，孙、李等果然秋毫无犯，所过民皆安堵，南明守军，固然无力与抗，本朝追入贵州之后，亦因地方荒芜，粮食接济不上，不能不班师回川，由此，大西余部便彻底摆脱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困境，从容展布了。”
“孙、李、刘、艾并没有偏安于贵州——第一，贵州太贫瘠了，没有多少施展回旋的余地；第二，彼时，本朝已经控制了四川，贵州距四川，也太近了些——孙可望将目光投向了云南。”
“刚好，彼时的云南，发生了沙定洲之乱——蒙自土司沙东洲叛乱，黔国公沐天波出逃，云南全境一片混乱，时机真正再好不过，于是，孙、李等挥军入滇，并冒称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兵马，此次入滇，是为沐国公复仇来着。”
“这一招大有奇效，滇、黔两地人民，皆深信不疑，大西军所至，悉开城门降，全无梗阻，直到孙、李兵临昆明城下，当地官民才发现，‘焦家兵马’的真实身份，居然是——‘流贼’！”
“不过，已经晚了。”
“孙可望由此被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推为主帅。”
“经过一年的东征西讨，云南全境彻底平定，孙可望开始着手‘建国’了。”
“这个‘国’，不是‘大西’，而是‘大明’。”
“为聚拢人心，减少内耗，孙可望同沐天波以及云南当地官绅达成妥协，弃大西年号，用大明年号，共誓‘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不过，因为云南僻处西南一隅，中国大部分地方则一片混乱，弄不清楚彼时的‘正朔’是哪个朝廷，因此，暂用干支纪年。”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不然的话，云南的各派势力，不可能一心一意的聚拢在孙可望的麾下，这个嗯，‘促大局，谋发展’。”
“咱们来看看，孙可望在云南，都做了些什么？”
“第一，整顿吏治。”
“孙可望‘重廉吏，除贪酷’，治吏的最重要的一招，就是‘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查，有廉者立加将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如此雷厉风行，荡涤污秽，以致很快便‘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
“第二，开言路。”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民者，立即行之。”
“又传令地方，不论士绅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
“第三，行‘履亩科租’法。”
“将部分州县和卫所的田地，‘分为营庄’，派大西军偏裨管理，踏勘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然后在官府所征的那一半中，拿出五分之一，拨给田主——即田主所得，为收成总额的十分之一。”
“算一算，这个收成的分配，大约是官四、民六。”
狮子插一句，“分为营庄”——其实就是变相的“土地国有化”啊！
产权，名义上还是“田主”的，可是，处置权、收益权，已经被政府拿走了。
“这个收成，官府征走一半，看似重赋，不过，这是一次过的，除此之外，耕者既不必向田主交租，也再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较之以前，所得不是少了，而是大大的增多了——以前，田主、官府各种盘剥之后，耕者之所得，可能只剩下二、三成了！”
“因此，耕者皆大为踊跃，当年的收成，就倍于往昔；次年，又是大熟；第三年，还是‘大有年’——可谓五更丰登了！”
“官府、小农两利，倒霉的，自然就是‘田主’了。”
“不过，倒霉也有限——虽然只能拿收成的十分之一，但因为‘蛋糕做大了’，这个‘十分之一’，虽还是比不得之前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可也差不了太多，至少，生活有着，饿不着肚子！”
“因此，对于‘履亩科租’，田主们只是腹诽，尚不至于铤而走险。”
“第四，铸铜钱。”
“‘铸铜钱’三字，说起来、听上去，平平无奇，然而，对于云南，却是改天换地的一件大事！”
“说来吊诡，云南产铜，中国铸钱用铜之半，出自云南，然而，云南自个儿，直到前明万历之时，仍以贝币交易！之后，虽经官府倡导，逐渐使用银、铜，但民间交易，贝币依旧畅行其道。”
“孙可望令有司铸‘兴朝通宝’，并以霹雳手段，大力推行，三令五申，严敕人民弃贝币、用铜钱，违其令者，劓之乃至刖之！直至罪死！”
“不过短短一年，铜钱流通全滇而贝币绝迹！”
“竹兄，这真正是一个奇迹！——匪如此，哪里来的百业兴旺？云南又如何可以同中国其他省份，彼此交通，互惠有无？”
“第五，整顿盐课。”
“云南产铜之外，还产井盐，这亦是一大利薮，只是以前重视不够，管理不善，由得各盐井自生自灭，官府从中所得无几。”
“孙可望将一切盐井收归官有，设‘总理云兴通省盐政税务总镇’——管盐课的官员的头衔，竟然是总兵！这是以军法部勒井盐之生产经营，可算是‘军管’了！”
“抽课的比例，仿佛‘履亩科租’，官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