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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一省兵事实不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驽矣！各省饷事或由馈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
说广东“兵事实不足观”，是事实。但自洪杨乱起，广东被祸甚少，稍能打的都调出省去跟发匪见仗了，广东自个怎么能够保持强悍的军力？换了其余任何省份，处在广东这个局面，也大致如此的。
说广东的饷事“昔饶而今竭”，就是左宗棠睁眼说瞎话了。广东“饷事亦不可问”，其实是他“左骡子”问不得，人家曾国藩可是大把大把地从广东藩库中搬银子呢。
总是左宗棠、郭嵩焘两个死活不对付就是了。
这几句话，攻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广东一省，自然把责任最大的两个，一个两广总督瑞麟，一个广东巡抚郭嵩焘，都扫在里面。
这是左宗棠故意的。他的算盘是，吓唬吓唬朝廷：如果在郭嵩焘的事情上不如我的意，我可就要攻瑞麟了。瑞麟有多少把柄，嘿嘿，我是晓得的；不晓得的是，你们舍不舍得瑞麟？
攻郭的同时，保蒋。
左宗棠在奏折里说道：“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沣，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话说的！
谁不知道左宗棠目高于顶，一向以诸葛孔明自命？居然称蒋益沣“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此话之重，真是无以复加了。
朝廷没办法，只好下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沣，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虽然表面上“准予所请”，但对左宗棠的真正的目的却装做听不懂。因为蒋益沣不论资历还是能力，都实在难当巡抚广东这类超级大省之任。
“左骡子”终于发飙了。
左宗棠抓住楚军将领高连升赴任广东提督一事，对广东督抚大加挞伐。
就像关卓凡打平捻匪，把山东、安徽的“提督事”抓了过来一样，左宗棠打掉汪海洋、李世贤后，把广东的“提督事”也抓了过来。
一般说来，提督到任，只带本标亲兵即可，但左宗棠说“大乱方平，民心未定，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嘱高连升带本部兵马赴任。
广东大起忙头，仗打完了，广东却“永久性”地多出五千客军，不论财政上还是心理上，都是很大的压力。
于是瑞麟咨文左宗棠，表示高连升俺们是欢迎的，至于高部嘛，就别来了。
可叫我捉到痛脚了！
左宗棠立即上书，言辞激烈：
“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
“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际，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舒朝廷南顾之忧也。”
什么“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基本上等于指着瑞麟的鼻子在骂，就差点名道姓了。
左宗棠的意思非常明白：再装傻，我就打瑞麟了。
朝廷确实不能再装聋作哑了。
左宗棠“督办浙闽粤军务”，虽然比不得关卓凡“督办五省军务”时明诏将五省督抚都直接派做了下属，但毕竟也是钦差大臣一枚，若果左宗棠真的骡子脾气发作，对瑞麟指名严参，朝廷无论如何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的意见，不给瑞麟处分是不可以的。
但瑞麟又是不能动的。一个是他和圣母皇太后的渊源；一个是他几乎是总督中硕果仅存的旗人；一个是粤海关向来是内务府的重要财源，有一个听话的“自己人”在两广总督的位子上，很多事都比较好办。
于是终于遂了左宗棠的愿，内阁明发谕旨，“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沣为广东巡抚”。
*（未完待续。）
第四十一章 最佳投资目的地（）
关卓凡眼中，左宗棠这一番“英雄欺人”，算是政治斗争的经典之作。而且，除了郭嵩焘一个人倒霉，其他几方，露面的，没露面的，皆大欢喜。
朝廷是受了左宗棠的挟制，才不得不去郭。但有趣的是，两宫也好，中枢也罢，对左宗棠却没有生出真正的意见。
一来，是因为西征已经定了左宗棠，现在正是朝廷借重他的时候；二来，是因为朝廷上下都明白，左宗棠脾气虽然大，但却不“结党”。
左宗棠人缘儿不好。慈禧就对关卓凡说过“没有人愿意和‘左骡子’搭伙计”——这是事实。左宗棠到哪里都爱压人一头，搞得谁都讨厌他。但正因为如此，也没有什么有力的人物“党附”他，所以就比较让朝廷“放心”。
反倒是被左宗棠赶走的郭嵩焘，是曾国藩一脉。向“湘系”收权，是朝廷不宣之于外的既定章程。难得左宗棠肯出这个头，不然，以郭嵩焘的声望和绩效，动他可不容易。
所以，朝廷迁就左宗棠，其实也是“顺水推舟”。
三来，这本来就是一笔交易。
左宗棠并没有指望蒋益沣在粤抚的位子上呆多久，将来得成所欲之后，蒋益沣就是一枚弃子，放在那里都无所谓。
对蒋益沣来说，就算以后终究坐不住粤抚这个位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本来就是天上掉馅饼。履历上有了“抚粤”这一笔，假以时日，重新爬到一省长官的位子，并不如何为难。
左宗棠想要拿到西征的差使，希望关卓凡不但不和他争，反过来还给他支持，自知不可能单靠一份一万银子的礼物，加上拍几句人家姨太太的马屁，就能达成交易。
通过胡雪岩这个中间人，关卓凡和左宗棠在广东这块地盘上达成了默契。左宗棠先“过一手”，关卓凡再来“接盘”。
关卓凡向两宫皇太后举荐左宗棠的时候，郭嵩焘尚未去职。左宗棠觉得关卓凡的事情办得实在光棍漂亮，心中颇为感念，于是加紧“倒郭”。朝中有人好办事，看看火候差不多了，“上面”便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依了左宗棠。
对郭嵩焘，关卓凡是抱有歉意的，但他想起这么几句话，“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
前两句可以放到左宗棠身上，后两句可以放到自己身上。
郭嵩焘，就当你为时代做点牺牲、受点委屈吧。
还有，我会请你再次出山的。
话题回到上海。
电报“形势一片大好”，邮政的势头也相当喜人。
其实，“江苏驿邮所”就挂在上海电报总局的下面。松江、苏州、太仓、常州、镇江五府之间的陆路邮路，镇江和上海之间的水路邮路，经过一两个月的“试运营”，很快便运作顺畅。
开始的时候，驿邮所只派送电报和收发信件，到了后来，“邮包”也可以交寄了。
普通民众对邮政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电报，潜在的庞大市场需求爆发式地释放出来，驿邮所的邮件的交寄量，不断“刷新”主事的杨仕全和邵德生最乐观的估计。
一年没到，从开支上来说，“江苏驿邮所”已经过了盈亏平衡点，而且“增长曲线”高高翘头，眼见必是一门能赚大钱的生意了。
知道邮政会成功，但成功来得如此之快，还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伙儿仔细分析，得出一个结论：驿邮所的成功，除了“政府专营”之外，和邮马、邮车、邮船都挂轩军中军的旗子大有关系。
这面旗子，既是安全保证，也是信心保证。保护邮路畅通，也叫老百姓放心交寄。这笔“无形资产”，不知道要不要算进成本里面？
松、苏、太、常、镇五府的新式邮政，引起了曾国藩的很大兴趣。已经说好，过了年，就开通苏北两江总督直辖的江宁、淮安、扬州、徐州、海州厅等地邮路，还是由江苏驿邮所操办，还是挂轩军的旗子。
这样，江苏一省的邮路就全通了。
江苏驿邮所的客户也包括洋人。法国人皮埃尔办的“客邮”，交寄量已经大减，这位江苏驿邮所的前顾问，正在和杨仕全商量，看看两家的线路能不能够合并到一起，其实就是希望江苏驿邮所“收购”他的“客邮”。
看在皮埃尔做过江苏驿邮所的顾问的份上，不好教会学生饿死老师，赵景贤请过关卓凡的示后，对杨仕全说，价格合理的话，可以谈一谈的。
接下来是“财经口”了。
新铸的“苏洋”一面世，便在市面上迅速流通开来。
人们对这种精致、闪亮、“料足”的银元爱不释手。开始的时候，颇有人想囤积居奇的。刘郇膏的臬司衙门盯得很紧，狠抓了几个典型，以儆效尤。待“苏洋”源源不绝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苏洋”很快便“走出江苏”，北至北京，南至广州，都能见到“苏洋”的身影。
开始的时候，刨去铸造成本和发行“苏洋”的银行、钱庄的佣金，估计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实际上，苏洋的价格折成银价一路走高，一年下来，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供不应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质量的本国货币，“苏洋”的受欢迎的程度迅速超过了银块和铜钱。作为一种“地方货币”，“苏洋”却事实上开始流通于全国，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庞大的市场需求，“苏洋”的供应量自然是不足的。
这种局面，短期内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洋的身价还会愈走愈高。
“铸币税”真是一样美妙的东西。
杨坊的上海关，月入关银已经过了百万，且还在不断增长中，而一年前这个数字还是五十万；来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关银，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