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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侍卫”，又更进一步了。
不过，乾清门以南，属于外朝，外朝的宿卫，就不归御前大臣管了，统领紫禁城宿卫全局的，还是“领侍卫内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并不止一人，满员的时候，上三旗每旗二人，一共六人——当然，满员的时候很少，即便满员，起核心作用的，也只有一到两人，譬如文宗时候的肃顺。
现在的格局也差不多：几个领侍卫内大臣中，真正掌握实权的，只有醇王一人。
关卓凡确实没有时间，去一手一脚的布置、安排、管理紫禁城的宿卫，不过，有时候，叫某人兼署“领侍卫内大臣”，并不一定要他负责什么具体的工作，更多的是“上头”对其信用的一种表示——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皇宫的保安，只有最亲信的大臣，才可能被赋予这个重任。
祺祥政变后，恭王兼领“领侍卫内大臣”，就属于这个性质。
如今，两宫皇太后对关卓凡的“信用”，本应该在当年的恭王之上，却没有兼领“领侍卫内大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也许，什么问题也不说明，仅仅是两宫皇太后没有想到兼领“领侍卫内大臣”的特殊含义，觉得关卓凡忙不过来。
慈安念不及此，并不奇怪，可是以慈禧的细心和精明——
也许，当年，两宫皇太后根本不想恭王兼领这个差使，不过迫于形势，不得不作此安排罢了。
垂帘听政之初，恭王势力，笼盖朝野，实在是凌驾两宫皇太后之上的，朝廷上下，进退黜陟，秉承的全都是恭王的意思。
派恭王兼领“领侍卫内大臣”，不是什么真正的“信用”，而是不得不行的虚与委蛇。
恭王跌倒，两宫皇太后不再需要与恭王虚与委蛇了，他的“领侍卫内大臣”，便和“议政王”一起拿掉了。
两宫皇太后没有叫关卓凡兼领“领侍卫内大臣”，难道——
若说这姐俩儿对关卓凡的“信用”，达不到叫他兼领“领侍卫内大臣”的程度，甚至还不如醇王，似乎并无是理，那么，只剩下以下一种解释了：
再“信”，再“用”，哪怕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在她们眼里，关卓凡也还是一个臣子。既为臣子，就有适度“抑制”的必要，外朝，已经“托付”给了关卓凡；内廷，不能够还叫他掌握，不然，真正叫“胁迫内外”了。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关卓凡台面上的权力，不及于宫中宿卫，可是，他又有插手宫中宿卫的需要——既为“交通消息”，更为“有事之时，缓急可恃”。
那么，就只好暗地里渗透了。
这个“渗透”，如果仅仅限于“交通消息”，难不到哪里去，愿意巴结轩亲王的侍卫多了去了，可要做到“有事之时，缓急可恃”，就难了——这意味着，必须在侍卫中找到真正肯拿命出来卖的人。
国初的时候，紫禁城侍卫，全部出自上三旗，后来，范围慢慢扩展到下五旗，不过，全部都由满蒙亲贵子弟充任，普通的旗人，几乎是没有的。康熙朝，侍卫中开始出现中、下层的旗人，汉军旗也加入了进来。雍正朝以后，由武举一途，再替汉人开了个小小的口子。不过，如前文所述，汉人侍卫的数量极少，从没有能在侍卫系统内做到高位的，整体来说，无足轻重。
这些措施，基本保证到了大内侍卫对保卫对象的忠诚度，也为关卓凡对侍卫系统的渗透，大大增加了难度。
不过，既开了口子，再小，也是有机可乘的，军调处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
这个目的是如何达到的，容后再表。
至于“黄雀”，嗯，没错，就是小皇帝。
*（未完待续。）
第一一九章 平均分（）
小皇帝，小皇帝。
以小皇帝为“黄雀”的念头，关卓凡很早就有，但是，“黄雀行动”之类的计划，只是他对待小皇帝的诸多选项之一，且排位并不靠前。这一选项的排位逐步前移，最终成为第一和唯一选项并付诸实施，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
刚开始的时候，关卓凡对待小皇帝的基本方针，是“观察、了解、影响、控制”。
他要看一看，这个小皇帝，和历史资料中的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是否能够对的上号，有没有改变的可能？
当然，是按照关卓凡的想法、符合关卓凡的利益的改变。
为此，他毛遂自荐，入直弘德殿，做了小皇帝“洋务、兵事”功课的师傅。
不过，入直弘德殿，更直接和更重要的目的，还不是“观察、了解、影响、控制”小皇帝，而是以下两个：
其一，为自己上多一道保险。
清朝对于储君和皇子的教育的重视，大约是中国历朝历代之冠，因此，在清朝的政治中，帝师的地位，超然而崇高，某种意义上，帝师的资历，算是一种“丹书铁劵”、“免死金牌”，这一点，到了清朝的中后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祺祥政变时，顾命八大臣中的杜翰，是肃顺集团的谋主，打压两宫和恭王的谋划，大多出于其手，慈禧和恭王，衔之次骨。本来，除了肃顺，他们第二个欲杀之而后快的，就是杜翰。可是，因为杜翰的父亲是文宗的师傅杜受田，不但不好杀他，还不好给予过重的处分，法司“议革职戍新疆”，但“诏原之，褫职，免其发遣”。
就是说，从拘留所出来就直接回家了，一天正经的牢也没坐过。
杜翰本人并非帝师，不过是帝师的儿子，就占了偌大的便宜，恭王和慈禧，宁肯去杀载垣和端华这两个铁帽子王，也不来动他。
如果本人就是帝师，待遇就更好一些了。
翁同龢是光绪新政的核心人物，康、梁等人的大后台。戊戌变法，新旧矛盾激化，维新派欲铤而走险，不利于慈禧，袁世凯出首，慈禧发动政变，恢复训政，幽禁德宗，杀六君子，但翁师傅的处分，不过是“革职，永不叙用”，而且，在其逝世五年后的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
宦海沉浮，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关卓凡做的，改革也好，权争也罢，都会遭遇力道极为猛烈的反抗，有时候甚至是千夫所指，实在是极需要替自己多上一道保险的。
杜翰、翁同龢和政治对手的矛盾，都接近你死我活的程度，落马后，却都因为帝师这个因素而得保首领，帝师，就是关卓凡替自己上的一道保险。
此其一。
其二，以增加小皇帝“兵事、洋务”功课为契机，打压守旧势力，加速推进新政。
“兵事”不是重点，重点是洋务，如果连皇帝都学“洋务”，今后，还有谁不能学、不该学“洋务”的？
这是最好的“标杆”，如果这一关能过去，之后，“新政”就可以大踏步地向前进了。
守旧派的反对如期而至，办个“同文馆”，还要吵得沸反盈天，皇帝学“洋务”，真正是如丧考妣了！
然而，关卓凡布置得宜，抢先一步，封住了守旧派领袖倭仁的嘴，蛇无头不行，守旧派乱了章法，待钟王宣旨，劈头盖脸，将第一个上折反对的詹事府右庶子孙东谋一顿“锥心之诛”后，守旧派气焰大减，不得不消停了下来，关卓凡无惊无险地闯过了新旧之争的第一关。
其三，才轮到“观察、了解、影响、控制”小皇帝。
首先是“观察、了解”：看一看，这个小皇帝，和历史上的穆宗，是否真的是一码事？如是，有没有改变他的可能性？值不值得做出相关的努力？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话，就要确定：自己有“影响、控制”他的可能性吗？
“原时空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是个什么样子的皇帝呢？
先来看看穆宗的前任、后任们。
有人说过，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平均水准，以清朝为最高。这是一个注定会引起争议的说法，但是，若仅以封建社会的维度而言，关卓凡是认同这个说法的。
乾隆之前，国势强盛，对于皇帝水准的争议较小，不去说他了；乾隆以后，国势陵替，内忧外患，但皇帝的水准，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
中国的大门，是在宣宗手上失守的。这倒不算是他真正的责任——以彼时之时代差距，换了哪个做皇帝，也必定是守不住的。宣宗真正的历史责任在于：战败之后，面对时代大潮，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思和改变，白白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宝贵时光。
不过，“若以封建社会维度而言”，在道德水准这一项上，做人也好，做皇帝也罢，宣宗却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侍母至孝——还不是生母；自奉至检——到了变态的地步；尊师重道——甚至为此一脚踢死了自己的皇长子。
如果排一个“中国皇帝道德榜”，历朝历代数百位皇帝中，宣宗一定名列前茅。
还有，宣宗虽然保守，但绝不是一个昏庸糊涂、无所作为的皇帝，不然，也不会有禁烟之举了——在当时的情形下，禁烟，其实是帝国一次重大的自我更新和救赎的努力，如果面对的不是英国这个和当时的中国几乎不算一个位面上的对手，未必就不会成功。
晚清的皇帝，文宗大约是被诟病最多的一个了。这位被关卓凡戴上了一顶又一顶绿帽子的皇帝，脾性较之他的老爸，刚刚好倒转了了过来：喜好声色，热爱享受。可是，平心而论，文宗在这上面花的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他坚决支持肃顺的紧缩开支、裁汰冗员的政策，以致八旗上下、朝野内外怨声载道，也为肃顺种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可是，不如此，哪里均得出军费来平定洪杨的大乱？
平定洪杨，在慈禧和恭王手上收功，但是，底子却是文宗和肃顺打下来的，不论是裁减八旗钱粮，还是重用曾国藩等汉员，慈禧、恭王都延续了被他们杀掉的肃顺的政策，可以说，肃顺在前面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