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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点说，就是从后方运一斤粮到前线，要耗粮几十斤乃至一百几十斤。
因此，每一次成规模的边疆军事行动，都是对国力和政府组织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
汉武帝两次征伐大宛，第一次失败了，败在了后勤准备不足。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个“不足”，是相对而言的，如果用兵的对象在国内，或者，大宛的位置，能够往东边儿挪一点儿，未必就“不足”。
问题是——你妹的，大宛距中国当时的统治中心长安，足足有万里之遥！
第二次征伐大宛，汉武帝的准备工作就做得十分夸张了：
“赦囚徒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
还有，“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谪，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从这些简单的记载中，我们很难准确统计出，第二次伐宛，到底投入了多少的人力、物力，但基本可以肯定，大半个中国，都被翻了一遍。
于是，这一次，贰师同学赢了，砍掉了大宛国王的脑袋，带回了三千余匹骏马，其中，包括几十匹所谓的“汗血宝马”。
武帝雄才大略，但办事情一向不经济，没什么投入产出比的概念，大舅子李广利又是一个庸才，如果换一对君臣来办这个事儿，譬如宣帝和赵充国，未必要费这么大劲儿、花这么多钱，不过，无论如何，不会有什么太实质性的区别。
第二次征伐大宛的成功，即有赖于汉的雄厚国力，又和当时政府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分不开。
组织、动员这个事儿，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好的，有钱不会花、花不好的事儿太多了，譬如隋炀帝征高丽。应该说，彼时的中国，国力是可以支持这场边疆战争的，但是，在“组织、动员”上面，杨广同学却掉了链子，弄来弄去，最终，把自己的脑袋给弄掉了。
平心而论，炀帝办成的大事不少，勉强也配得上“雄才大略”四字，他犹如此下场，那些真正的逗比就不必说了。
譬如前明的英宗，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逗比。土木堡之变，三十万精锐大军，根本就是自己把自己给饿垮了，蒙古人不过是最后推了一把而已。英宗和他那个没卵子的小伙伴，根本就不晓得，什么叫做“后勤”，什么叫做“组织、动员”？这样的一个逗比，居然在后世的某部电视剧中，变成了一个英明神武的情种——你妹！
这些史实，左宗棠自是熟知的——当然，不包括那部电视剧。左季高从少年时起，就对“边事”，有莫大的兴趣，对西北的政治军事，涉猎尤广、钻研尤深，以致林则徐认为，“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左君谁属。”——林则徐说这句话的时候，左宗棠还不过是一个从未出过仕的举人。
因此，左宗棠对关卓凡“进军新疆，粮秣不乏，子药不匮，转运不绝，实为胜负之第一要务”的见解，是高度认同的，慎重考虑之后，他接受了关卓凡的意见，自己留在肃州，全盘统筹粮运军需，各军入疆后的作战指挥，委托给了“总理各营营务”的展东禄，并郑重声明，展东禄“相机办理”，他“不为遥制”。
不过，进军新疆的整体作战计划，是在入疆前的军事会议上就定下来了的，一共两条原则：一，先北后南，即先定北疆，再克南疆；二，先迟后速，缓行速战。
先北后南，是因为：
第一，从甘肃入疆，北疆的路，比南疆的路，要好走许多。
第二，朝廷在北疆，还有几个据点，西征大军入疆之后，可以有所接应。
第三，北疆的敌人，比南疆的弱，更易打一个“开门红”出来。这入疆第一战，对双方都是很紧要的，我军的士气不必说了，南疆的阿古柏，刚刚削平异己，国内人心未定，北疆拿下来了，他那个“哲德沙尔汗国”，自然更加人心浮动，这个时候，由北而南地打下去，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至于“先迟后速，缓行速战”，所谓“迟”，所谓“缓”，都是指，作战部队和辎重粮路之间，决不可两相隔绝，粮秣子药没有跟上来，作战部队宁肯停下来等候补给，即，宁肯“迟”，宁肯“缓”，也不可冒进。不然，失去后继的补给，就算一时得势，接下来，在新疆那种地理环境中，也几乎意味着陷入了绝境。
这个“迟”，这个“缓”，亦指作战之前，须对敌情和战场环境进行详尽的调查，做出周密的部署，谋定而后动。
一切准备妥当，正式实施作战的时候，就要“速”了，即火力全开，予敌军雷霆猛击，务求一战全歼，不要打成添油战，也不要打成击溃战——原因呢，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因为后勤补给的缘故，在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中，长距离追击，将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总之，这个“先迟后速，缓行速战”，强调战前准备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后勤保障的重要性。
让我们来看看，关卓凡和左宗棠两个，是如何如文祥所说，“军粮转运，万里不匮。遍读史书，历朝历代，用兵西域，军粮供给，无一时绝，无一日乏，如是次进军新疆者，前所未见！”
要做到“军粮转运，万里不匮”、“无一时绝，无一日乏”，说一千，道一万，摆在第一位的，是一个“钱”字。
不同于现代军队的军费开支、后勤保障，这个时代的中国，作为方面统帅，最主要的工作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两个字去掉——是自己替自己筹集、争取军费，有时候，这个工作，甚至比指挥作战还要重要。
洪杨乱起，几仗下来，国库就见了底儿了，从那个时候起，支撑中国军队大小规模军事行动的，就变成了“协饷”，即不经过中央，各省直接向某支军队解付钱粮。
协饷数量的多少，原则上和省份的贫富程度挂钩，但具体的数目，朝廷一般只在省份和军队之间做协调的工作，少做硬性的规定——事实上，你就算做了硬性的规定，人家两手一摊，说俺就是没有钱，朝廷也没有法子。
对于朝廷来说，能保证各省的“京饷”按时、如数到位，就很好了——皇家的开支、百官的俸禄，全靠这笔“京饷”呢。
既然在“上头”那里，“协饷”比不得“京饷”，军队的统帅就不能指望朝廷了，就得自己出面，同各省督抚套交情、拉关系，第一，保证已经商定的“协饷”，按时、如数到位；第二，游说对方，提高本省“协饷”的额度。
“协饷”制度，为敉平洪杨之乱及之后的历次军事行动，提供了基本的财政支持，但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却是极其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的“老板”，由中央政府，变成了地方政府——原因非常简单，给我发工资的，是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
地方由此坐大，军队由此离心。
“协饷”制度是中央财政匮乏的“便宜之举”，但今时不同往日，我不能继续饮鸩止渴了。
不然，谈何中央集权？谈何……“大事”？
关卓凡下定决心，从收复新疆开始，把这个格局彻底地扭转过来。
取消“协饷”，暂时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这笔钱，地方不掏，就得朝廷来掏，在对现有的财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叫朝廷来掏这笔钱，不论是阎敬铭的户部，还是郭嵩焘的顾委会，都还是很吃力的。
财税改革，那是伤筋动骨的事情，目下，尚未到条件成熟的时候。
关卓凡能做到的，是切断军队统帅和“协饷”的直接的联系。
这一刀，就从左宗棠西征始。
前文有过交代，西征的军费，是关卓凡安排、胡雪岩经办的“借洋债”。
经过一番折冲，出借这笔款子的银团，领衔的银行，由英国人的汇丰银行，换成了关卓凡做幕后老板的花旗银行。不过，领衔的银行虽然换了，但担保条件并没有变：依然是由中国各地的海关做担保人，向银团开具“印票”，然后，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由海关代为还款。
这样的安排，好处多多。
第一，银团不必担心收不到还款，海关的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各地海关的税务司也大多由洋人担任，海关的“印票”，银行是信得过的。
第二，各省的“协饷”解给海关，而非直接解给西征大军，左宗棠呢，是从银行拿钱，而非从各省督抚那儿拿钱，“协饷”虽然还是“协饷”，却不和左宗棠发生直接的关系。
如此一来，军队统帅和“协饷”的联系，便被切断了。
这一刀砍了下来，别人不说，左宗棠本人，可是以手加额！
左宗棠一向自称“生平以用饷为忧，争饷为耻”——这个话，半真半假，“以用饷为忧”是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见的了，若真的以“争饷为耻”，就不会“英雄欺人”，为了广东的饷源，将儿女亲家郭嵩焘，从粤抚的位子上挤走了。
不过，那是“争饷”，更多的时候，是“求饷”，不但要向督抚求，还得向藩司求，俺这个陕甘总督、三等侯，论爵衔，早已是超品了，却还要向从二品的的藩司赔笑脸，那是什么味道？
求到了还好说，问题是那帮子鸟人，一个个“深藏若虚”，常常是求来求去，啥也没求着，白腆了俺这张老脸了！
现在，好，好，痛快，痛快！
当然，关卓凡这么做，朝廷的责任——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责任——就重了，原先军队统帅和督抚们扯的皮，就该他自己去扯了，不然，协饷不能按时、如数解给海关，洋税务司们可就有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