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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已经使用了每种可能性加速租借法案物资的输送到您的军队中。最近时期，我们已经从我们军队中抽出少量大炮，把我们军队也急需的武器运给您的军队使用…………美国用于战争用途的生产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只保留给自己不足训练之用的一部分。（注十一）大洋彼岸美国总统一封阴差阳错的电报道出了白宫的实情，也不啻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明，物资提供，目前，已经达到最大限度。
大洋这边，蒋委员长管不了美国政府和印中联队，但可以管辖占“多数”股份的“中航”，交通部也是“中航”的顶头上司，目前，惟一的可能是尽最大限度提升中国航空公司运输能力。
是在决定走“北线”之后没多久，中国航空公司发布“命令”，从即日起，二十四小时，换人不换机，昼夜飞行！
一直没有查到确切的执行日期，书面命令的“出处”也没看到，问老人执行这道“命令”的时间，老人们说，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在1943年底。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商业航空公司竟然也发布“命令”，肯定是“上面”被逼急了，红了眼！
“命令”是由邦德和新上任的总经理李吉辰共同发布的（“中航”总经理王承黻调回军方），新经理和前任同样，也是经最高军事委员会指派、由交通部任命，李吉辰肯定也没想到。
老人们说，看到这道命令后，大家都知道，那是要拼命了！
紧张，高度紧张，空前紧张，老人们都这样说。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中国航空公司职工“花名册”中，华人杰的名字排在第四页。老人生前曾担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六年中，我寻找、采访“驼峰航线”，第一个见到的老人就是他。问老人：“二十四小时飞行是什么样子？”老人回答，那可要紧张多了，不停、不间断地飞。一个机组一天飞两个到两个半来回，汀江——昆明，两个来回，有时再多飞一个单程，或是到昆明、或是到汀江。
这个机组下来休息，那个机组再上，只要是没摔，飞机肯定是不歇着。
陆元斌老人也说，换人不换机，每个机组连续飞四天才有一个休息，一个机组每个月飞行时间普遍在120…140个小时左右，有的更高，160以上。
疲倦，极其疲倦和高度紧张。
和疲倦、疲惫作对的，是恶劣的天气和不知何时突然出现的敌机。
第三部分机长、副驾驶、报务员角色大互换
戎世明老人一直在“中航”担当地面报务员。老人说，二十四小时换人不换机飞行不久，空勤人手严重短缺，于是让他临时顶替，做空中报务员。老人飞行驼峰航线次数并不多，但就是这么几次的时间，照例让人惊心动魄。
那是在执行加尔各答——汀江——昆明——汀江任务中，飞机在汀江起飞后，还没到“驼峰”上空呢，就遇上了强雷暴。老人说，静电干扰，定位、无线电全部停止工作，飞机就在瓢泼大雨中摇摆、挣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准确方位。机长是个美国人，和雷暴雨拼尽精力后，无计可施，干脆把驾驶盘交给副驾驶洪启民操纵，自己索性不再负责，离开座位，躲到后舱，跪在地板上祈祷。
老人说，那家伙意思就是说，我认命了，你们愿意怎么飞就怎么飞，我就等着摔飞机了！
愤怒的洪启民接过驾驶盘后，转过身来，对戎世明说：“他等死，咱们不放弃！”对！
两个年轻人坚定地点点头。
从来没有独立操纵过飞机的洪启民坐到了机长的座位上，而本应该坐到后面位置上的报务员，坐到了副驾位置上。
又是机长“撂挑子”，副驾“升”机长，报务员当副驾。
隔着油门把柄，两个年轻人互视一下，用力握握手。
首要的是先找出C…47现在所处的方位。两个人都记得，飞机钻进雷暴之前还未到“驼峰”上空，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果断的判断。
洪启民看看坐在右手的同伴，从“机长”的眼光中，戎世明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轻轻点头。
洪启民咬紧嘴唇，踩住方向舵踏板。
不时的闪电、震耳欲聋的雷鸣、瓢泼的大雨中，载着沉重货物的C…47缓缓转向。
两个年轻人敢这样做，是因为经过大概估计后，飞机的位置离“驼峰”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是在“驼峰”上空，这样的“转向”无疑是死亡的代名词——随时都会撞到两侧的山峰。
但也不完全可以肯定，在这样的强雷暴中，“估算”实在是太不保险了。也许随时都会眼前一黑，接着……C…47在慢慢转向，戎世明把后座的耳机扯过来仔细侦听，他要利用C…47这个转向，在杂乱的无线电回波中，辨别出肯定是微弱信号的汀江导航台，此时，这个微弱的信号就是他们惟一的生的希望。
罗盘指针在强雷暴中大幅度摇摆，计算时间，能推估出，C…47的转向已接近一个水平封闭曲线。
耳机里全是杂乱的回波产生的刺耳的、毫无“章法”的怪叫声。
如果转了一圈还没找到导航信号，那可真就是完了——不知该往什么地方飞！
后舱的“机长”，一脸土灰色。
就在眼看C…47马上把水平曲线那个缺口“封闭”上的时候，如果没有保险带扣着，戎世明简直都要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大声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在杂乱无章中分辨出的汀江导航台的信号极其微弱，在强雷暴下的挣扎中，C…47竟然没有出现太大的偏航，飞机是整整掉转一个身子，向前变成了朝后，戎世明把导航仪对准了汀江，死死盯住了微弱摆动的指针。
C…47终于冲出了雷暴，离汀江机场越来越近。
近了、近了，在耳机中，已经能听得到塔台上传了声音：78号（C…47代号），欢迎平安回来……老人说，正当他和从未独立驾机落过地的洪启民商量怎么降落时，一直在后舱“等死”那个家伙走进了驾驶舱。
老人说，真没想到，飞机落地后，等到那场强雷暴过去了，应该继续执行本次航班任务、还得去昆明啊，谁知，那个美国人死活不干了，非要回加尔各答不可，就是从那儿出来的，还去那儿干吗！
我和洪启民一致反对，三人意见不统一，马上报告加尔各答总部，后来，公司派机航组主任夏普带着另一位机长波特从加尔各答赶过来，换下了那个吓破胆的美国人，我们才继续飞昆明，完成本次运输任务。
老人说，这次能安全回来，是因为虽然遭遇了强雷暴，但却没遇上强气流，以至于飞机没有严重偏航，实属万幸。一般暴雨都伴随着狂风，这次却没有。
那个“撂挑子”的美国机长，老人说，夏普把他带回加尔各答后，没多久，就被遣送回国了，听说他要求公司再给他一次机会，但被夏普拒绝了。
飞越“驼峰”，“中航”不需要这种胆小鬼！老人说。
也问过一些老人，既然“中航”这么危险，难道就没有逃兵？再说，这么大的精神压力下，出现承受不了的也属正常。
每个老人都是这样回答我：没有。
第三部分“兄弟连”——华斌、华祝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中国航空公司曾有三对手足之同胞，最为声名显赫的，当属华斌和华祝。
二人系江苏无锡人，在“中航”搞的都是无线电——都是通讯专家。一个负责地面，一个职守空中。
华斌1933年就进入中国航空公司，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航”公司机载定向机没有了来源，华斌自己研制机载定向机。
哥哥试制，弟弟在飞行中实验。中国第一台机载无线电样机就是这样研制成功的。
第一台机载定向机被装在“中航”福特29号飞机上，用过的飞行员都说，这台机器工作稳定，性能良好。
可惜，1942年1月21日，29号飞机在由香港飞衡阳时，由于航路上有日机拦截，被迫绕行，这一“绕”，就进了雷雨区，飞机操纵失灵，在江西境内坠毁，机上人员除报务员张培伦重伤生还外，其他人员全部牺牲。
弟弟华祝差点上了那趟航班。
1942年，“中航”邦德考察阿萨姆机场后，为开辟新航线，总经理黄宝贤派华斌先行一步去密之那架设无线电台。华斌奉命前往，虽然该航站最后由于日军的迅速推进而没能成为“中航”公司的新场站，但华斌却在此做了一件大事：利用电台最先报告日军推进的时间和推进速度。
陈文宽那次在密之那冒险降落和及时起飞，正是因为有华斌提供的准确情报。
这一情报还为一千多缅甸和印度难民及时撤离赢得了时间。
如果还有可说的，就是，华斌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航”第一个共产党员。
“两航”在香港酝酿起义时，已在上海表明
身份，并参加军管会负责组织清理和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通讯器材的哥哥得知消息，赶紧给弟弟传信：一定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于是，弟弟就回来了。
同样，弟弟华祝也是“中航”的老人。
和陈文宽、潘国定第一次飞越喀喇昆仑，无数次在“驼峰”上过来过去，华祝可谓是“中航”通讯部门的“重头人物”。
老人们说，“中航”通讯，只要是抗战时期，从重庆到昆明，从昆明到汀江，再到加尔各答，没有这哥俩不参与过的。
“中航”飞越驼峰航线初期，华祝一直是机上报务员。
王承黻“背着”邦德寻找跨越新疆和藏北经喀喇昆仑到印度的“备用”航线时，华祝就是机上报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