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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黑天、无法保持编队，当大队返程飞行至华东“太湖”附近，第二十航空队司令部发来电报：“编队在此解散，大家各自飞回基地。”
此时，时间是格林尼治，5。
太湖上空，伤痕累累、疲倦不堪的机群各自散开了。
6286号就在这散开的机群之中。谁都没有想到，另外一架编号340的B…29机尾射手爱伦（Alan Dunipace）却成了最后一个目睹在空中飞翔的6286号B…29的人……从此之后，人们就没有再见到这架6286号B…29远程轰炸机的空中雄姿。
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全国开始“大炼钢铁”了，找不到那么多的“炼钢”原料，于是有人说，西岭雪山那里有一架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飞机残骸……五十多名“右派”奉命上山，来到西岭雪山海拔4400米处，果真，一架硕大的飞机七零八落地躺在那里。
将近五十年后，《超堡队》一书作者李肖伟先生告诉我，当年，6286号撞在西岭雪山上后，住在山下的村民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只是五六天后才上山，看见三具呈爬行状的尸体……我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直觉得浑身发冷。
这足以说明，B…29撞山失事后，机组人员并没有立即死亡，此时，假如能够立即得到及时的救助，也许他们就不会命丧异国！
黄焕元跳伞那一刻，想到的是昆明的家、老婆、孩子。6286号那三个已经爬出舱外的孩子，在他们的生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刻，想到的是什么？
是想回到大洋彼岸温暖的家吗？是想回到妈妈温暖的怀抱吗？
假若，假若当地村民能及时相助；假若返航时天还没黑；假若11个孩子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空飞行；假若假若……或许，这架被机组成员戏称为“祈祷的螳螂”的6286号就不会粉身碎骨。11名美国孩子也会像黄焕元他们一样，转危为安。
但恰恰，一切都是相反。
在“太湖”上空，和大家一样，“祈祷中的螳螂”在黑夜中迷航了，冥冥中，它闯到了西岭雪山“大雪塘”附近，在那里，6286号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机上11位来自太平洋另一侧的大兵们不知道飞机的确切位置，实际上坠机的地点离机场只有百十公里，像B…29这样的飞机只需飞行十几分钟，就可平安降落在双流、广汉、新津。
但，这只是一种“假设”，6286号上面没有另外一个黄焕元，于是，在漆黑的夜空中，6286号终于耗尽了燃油，它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从天而降，重重地撞在西岭雪山4400米处。
第四部分“死”而复生的黄焕元（3）
相比之下，“中航”51号C…53由于有了黄焕元，实在运气。
也是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找到一张黄焕元的一寸“标准照”，如果不是在简历上看到黄焕元是曾就读于香港圣约瑟英文书院，单从照片上看，我肯定把他当成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农民。
气质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又一例证。
但，另外一种“气质”还在。
据说，黄焕元可以讲一口相当地道的美式英语，“地道”到什么程度，他14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年龄最小的职员，可见他的英文功力之深。
1938年春，“中航”在战火中招工，黄焕元又以最好的英文成绩进入“中航”。
也是“据说”。“中航”之所以招收黄焕元，看中的就是他的“英文”水平。进“中航”后，他从深圳电台电话传报员干起，在一年之内，从河源电台见习报务员、南雄电台报务员领班、新丰电台领班，一直干到重庆电台（总台）报务员。
黄焕元很早就表现出在紧急关头临危不惧的指挥才能。1938年10月，日本人把战线推至广东边界毗邻香港一带，“中航”深圳电台奉命紧急撤退，在乘船过河时，遭遇难民，当时场面极其混乱，所有的人都往一条船上挤，眼看小船倾覆、大家都要落水，此时，身材矮小的黄焕元站出来指挥，人们马上变得井然有序起来，最后大家都得以顺利撤退。
“中航”撤退南雄机场、夏普驾驶着“破烂”一样的DC…2飞印度，在现场负责通讯工作的，正是黄焕元。
从1942年，“中航”开始正式飞越驼峰航线起，黄焕元就一直担当飞行随机报务员，一直到抗战结束。
老人的女儿黄德芬说，“文革”前，爸爸曾保留着一张1941年南雄电台人员的合照，共计13个人，后来都先后上机参加了“驼峰”空运，到抗战结束时，照片上，除爸爸一人还活着，其余全部牺牲。
第四部分一则“寻人广告”（1）
爱情，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它永远都不会因地域、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必有爱情存在，这是一个永恒的、亘古不变的话题。
在已故原“中航”加尔各答材料股股长胡鸿奎老人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老人也谈到了“爱情”，不是他的爱情，是朋友的爱情，那是另外一种爱，一种凄楚的情……那是1944年4月，我因病住进加尔各答一家医院，同病房还有个病友，也是“中航”的，是一位飞行员，年代过去太久远了，具体名字已经记不住，只记得他姓张。在闲聊时才发现，两人竟是同乡——都是上海江湾人。
老乡，又是在异国相遇，自然是亲切，无话不谈。几天下来，就成了好友。他给我讲的都是在驼峰航线上遇到的惊险飞行，什么结冰、强气流、迷航……自己本身就是“中航”员工，再加上自己到加尔各答就是从驼峰航线上过来的，以为对“驼峰”已经很了解了，但没想到，听着同乡这样一讲，把我也给听呆了。
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后来的话题不免就提及到恋情，他说还有个女友在上海。
等到老乡出院那天，要分别了，他站在我病床前，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神情黯然地说：“胡兄，有一件事情拜托你……”他告诉我，他是上海沦陷后一个人跑了出来，未婚妻还在上海。一对苦命的“鸳鸯”，在战争硝烟中，只能天各一方。老乡说，那个女孩子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等待着战争结束，等待着一次完美的天作之合……说着，老乡还拿出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我看见，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在微笑着。
老乡说，他想求助我，今后能在报纸上给他发个“寻人广告”，见我茫然不解。
老乡语调低沉地告诉我，出院后，他马上就又要飞“驼峰”。而且是一天飞两个半来回，他担心……担心随时回不来。他说，在信中，他和那个女孩子商定好的，万一，有不测发生，会有人在报纸上发出一则“寻人广告”，那边的女友只要看到这则“广告”，就知道心上人已经遇难……我一听这话顿时心乱如麻，也不知怎样能安慰他，在我送他出门的时候，他的泪水就在眼中……这是一封从头到尾压抑得我喘不过气来的信。看完信，我马上拨通了老人那边的电话，急切地问老人：“伯伯，那‘寻人广告’，您后来刊登了吗？”电话那边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是沉缓的语调：“登了……”我在史料中查到，1944年5月15日，“中航”90号C…47凌晨两点从汀江飞昆明，两点二十六分，汀江地面站接到该机最后报告，之后就杳无音讯。
机组成员：机长阿特沃特（Atwater），副驾驶张由桐，报务员陆经祥。
能找到的，仅此而已。
对了，胡鸿奎年轻时酷爱摄影，在加尔各答专门为此购买一部照相机，拍了很多很多照片，都是“中航”的，有飞行的、有在“驼峰”上的，有加尔各答、汀江基地的，“文革”一来，怕惹麻烦，老人像对待飞机上的“敌我识别器”守则要求的那样——全都自毁！
“自毁”大量资料、书籍、照片的还有一个——中航飞行报务员方榕满。
老人故去二十年后，2002年，我接到方榕满之女方姝仪的来信：
刘记者：
你好！
父亲方榕满是中航飞行报务员，他从1942年进中航就开始飞“驼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大约飞了三年多。父亲一向谦逊、和蔼可亲，同时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关于“驼峰”的事情他提得很少。
第四部分一则“寻人广告”（2）
父亲自从事飞行工作以来，养成一个习惯，即每次飞行后都记录飞行的情况。如起飞和到达的时间、地点、飞行高度、经纬度、气流量以及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数据等等均有翔实记录，直至1962年他停飞时，近二十年密密麻麻记了厚厚一摞，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对飞“驼峰”的记录。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中“两航”人员被整，我们家随时处于可能被抄家的危险之中（已经上了黑名单），父亲为了避免惹出更大的麻烦，忍痛亲手将所有宝贵资料付之一炬。母亲回忆说，父亲在把这些资料一本本、一张张、一篇篇投入到炉膛中去的时候，双手一直不停地颤抖。母亲说，那是父亲的心在流血……为你提供的情况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
好材料，还有。
刘记者：
我的父亲周丕显已逝世，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从来没给我们讲过“驼峰”的事情。
后来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一次，父亲听半导体广播，里面说的是美国一个“驼峰”访问团来中国昆明访问。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和平时不一样，父亲听完广播久久没有挪动脚步，一直是站在那里沉思，我实在是感到奇怪，就去问，父亲还是半天不语，最后抬起头来说，你知道吗，这“驼峰”，我就飞过……我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父亲说，有一天，他们飞印度，两架飞机。在印度再往回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