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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热血青年只爱看七十四军大砍日本鬼子不同，俺的看法，王耀武之所以能够把第五十一师以及后来的第七十四军带成抗日铁军，决不纯然是其个人军事上能力超群，而在于他完成了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繁复，并非那么简单。众所周知，第七十四军真正的腾飞在于她被选定直属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攻击军，从此，七十四军才能在1940年率先换装美式装备，和其他部队大大地拉开差距。
当时，国民党抗战众多军队，第一批选定为四支战略攻击军的只有北方的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二军（李延年部），以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杜聿明部）；而七十四军的入选虽是因为他们在上高战役的优异表现，但在更深的层面，却有更深的历史渊源。
在“国军”嫡系部队的内部，向来存在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何敬之派，这一派在蒋委员长打江山的阶段，由于何应钦是黄埔大教官，又是后来的第一军主官，加上老蒋那时候政治，外交一把抓，在军事这一块，忙不过来让给何敬之打理比较多。故在国民政府前期，何应钦的影响非常大。但何和蒋的地位差距并不大，何敬之当时也不是自甘寂寞的人，在几次关键时候，都对蒋中正起了动摇，尤其是西安事变，他以为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积极组织讨逆军，企图逼死蒋中正，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老蒋幸而回来，于是何应钦从此被疏远了。
其实，刘经扶的命运也在此刻转折，虽然此公后来的军事才能实在迟钝，但早期是颇有名将之风的。可关键时刻站错队，犯了“路线错误”，运势就急转而下了。与何应钦相对立的，就是陈辞修一派，由于陈的资历比何敬之浅，又是蒋介石的干女婿，所以，蒋就有意地栽培他，特别在他的叛徒儿子在苏联还没回来时，陈诚还真是一个女婿半个儿。
但蒋深知三足才能鼎立的道理，在选拔谁将率先换装美式装备的节骨眼上，他并没有选择陈诚的第十八军，而是选了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原因就是他还要培植自己的一部“亲兵”。俞济时，是长期给他看家护院的“大警卫员”，外派带出了七十四军之后，就调回委员长身边做侍从室主任。
因此，选七十四军作直属军事委员会的攻击军，其实是蒋培养一支他能直接控制的精兵，同时，王耀武早年就和何应钦有良好的互动，所以，王的入选也得到了何派的支持。这才促成了七十四军作为王牌军的诞生。
看过了这么多的背景之后，我们才会明白，带出战斗力强的队伍并不难，但想要把她带成超一流的王牌军，却必须要仔细把握形势，充分用好各方面的关系，再加上好的运气才能做到，从这一点讲，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山东人在乱世里长袖善舞的能力。
这个时候的王耀武，已然不是如张灵甫这样的战术出群的带兵将领，而是能够跳出简单的军事层面，从政治层面着眼的大将了。也正因为如此，由于他显现了这种超越同僚的境界，才会很快的从五十一师师长任七十四军长，进而于1944年3月擢升第24集团军中将司令长官。同年12月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何应钦为司令长官，下辖四个方面军。王耀武升任第四方面军中将司令长官，当然，行笔至此，我们不免回头思考，所谓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王耀武号称长袖善舞，…可又拿什么来舞呢？
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王耀武的“长袖善舞”，摘自台湾的胡士方著《黄埔宠将王耀武》：王耀武在第五十一师师长时代，便学会了作官的应酬。在抗战时期，国防部的官员，只要够得上将级的人员，到王耀武部队视察，都受到王隆重优渥的招待，王耀武不但可以将自己平素行军坐的滑竿，让给要员乘坐外，并且特别选拔健步的士兵来抬，分外令人坐着舒适。同时集合全师官兵致敬，恭请训话。
王耀武部队中的小厨房，请有烹饪专家，湘菜、川菜、京菜、沪菜，一应俱全，大排盛宴，管保吃得酒醉饭饱。王耀武用的勤务兵，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大宴的上菜，侍奉的进退，诸如递手巾、点香烟、进漱口水，都有一定规矩的。可说无论什么人，到了王的司令部中，都有宾至如归之乐，比起早年平津大饭馆的招待，毫不逊色。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27 0：47：07编辑过＇ *。*。*。* 2008…12…27 0：46：32悄悄话好友信息博客搜索回复本主题下所有发言第 3楼文章提交者：温莎公爵加帖在史海钩沉【凯迪网络】 kdnet王耀武对待中央大员，只要能上天言好事，不论吃的、拿的，都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在抗战时期，那些国防部的典验官、视察团，不是过气官员，便是抓不到印把子的闲员，阮囊不丰的多，一旦驾临王耀武部中，无不满载而归，哪一个不称赞王的为人慷慨义气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胡士方这一篇对王耀武略有偏见，有所贬低，但上面的这一段却是可信的，因为陈诚系大将方靖的回忆录里面同样有相似记载。
此外，王耀武还曾经向沈醉自诩，说自己能在蒋委员长眼皮底下行贿，当其参加高级会议时，往往身上会带多只派克金笔或者瑞士名表，然后，先在大庭广众面前向行贿对象借笔或者借表，还回去时就换成他自带的金笔，名表。为了怕对方发现不是自己的而拒收，他会把上面贴的很小的一张“王耀武敬赠”字条给对方看一下，就能彼此心照不宣地收下了。
类似的记载在郭汝瑰将军的回忆录里也有。当郭在军政部军务署工作时，王耀武将军就口袋里装满派克金笔，到军务署每个司每一科挨个分过去。
所以，王司令官的慷慨已经可以媲美孟尝君了。那么，此君出手如此大方，财源何处而来呢？也引一段：王耀武本人颇有生意头脑。1929年北伐完成之后，王耀武即托友人于武汉开办振兴饼干厂；获利甚。1930年代中期，又在长沙设分厂。振兴饼干公司成为王耀武的主要财源；分公司广设长沙；重庆等地。在抗战时期王氏也派人在宁波；温州；广州等地贩售日用品（也顺便以低于市价一成的价格将胶鞋；卫生衣日用品等卖给官兵）。到山东之后王氏派经理室主任张望伯成立裕鲁公司大作买卖；派司徒履光为省银副理；利用省银资本做黄金美钞交易。王耀武最绝的生意是对共区的统制购销；主持人为省田粮处长郑希冉；在局势安定时；绥区以军车载运煤粮到共区进行物资交换与贸易；大赚一笔。王耀武在军界以长袖善舞著称；投入大量金钱运动关系；而为后人所议。但少有人注意王耀武的财源多来自其私人企业。这一段史料其实很有问题的，因为王耀武的亲信张文明回忆：“他曾将他长沙的饼干厂送给了李丙炎，汉口的饼干厂送给了段父斗，重庆的饼干厂送给了段文炳”，换言之，饼干公司自然不是王司令官的主要财源。关键的一段在于：“到山东之后王氏派经理室主任张望伯成立裕鲁公司大作买卖；派司徒履光为省银副理；利用省银资本做黄金美钞交易。”所以，胡士方的文章就值得注意了：在王耀武跟前操经济大权的则是郑希冉。郑字雍若，山东泰安人。王耀武在任旅长时郑是军需处的科长，那时旅部军需主任是安徽合肥人李祝年，李走后，郑才升为军需主任。在王耀武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郑便当上军需处长。王耀武到了山东，郑便改任山东省田粮处长。联勤第四兵站总部总监陈宝仓他调后，尹锡和继任总监，郑则任副总监，仍兼山东省田粮处长，驻扎于山东济南。
民以食为天，军粮靠补给，北方连年兵祸，饥民遍地。粮食奇缺，价格更是飞涨，所以，王耀武借着掌握国家交通机会，便南自京沪，北从平津，运载军粮，实则是变相粮食公司，大批向商民推销，所赚的钱真是天文数字。至于潍县的烟叶，博山的煤矿，鲁北的棉花，鲁西的红枣，以及其它土产，均为王耀武运售的物资，倘若有鸦片烟运输过境，那更是敲榨最佳的良机。
讲到作官发财，现在又想起一件事，亦得提一提。缘王耀武由第四方面军调山东时，湖南仍保持一个留守处，留守处的处长则是唐惠民，唐安徽桐城人，是王耀武当连长时的私人伙夫，亦即所谓小厨房，可以说是王耀武最资深的老部下。但唐在湖南留守期间，因以第四方面军名义，向湖南老百姓征收粮食及款项，致被中央查获扣押，而且情节相当严重。唐乃辗转向王耀武求救，并透露风声传出，如不营救，将照实供出。
王耀武得知后，也甚为震惊，于是即百般设法向中央疏通，将唐移交第二绥靖区法办。唐抵济南后，因系王的老干部，第二绥靖区各处首长如吴鸢、龙出云、赵汝汉等人，都为唐设宴洗尘。翌日，王耀武即召见唐惠民。当唐甫抵王之办公室，王即询问唐之眷属情形，遂即迅雷不及掩耳的亲率卫士将唐绑起，拥上预早准备的卡车，押赴济南南圩门外，予以枪决。按此次唐惠民犯罪，枪决与否，应由国法判决，王耀武并不具资格，这无疑是以私权杀人灭口，是有亏天理，有违国法的行为。
王耀武的太太郑宜兰，福建福州人，是王耀武任北伐军东路军总司令部宪兵连连长时迎娶的，是一位旧式女人，对政治向无兴趣，更不喜欢出风头，惟对金钱、房产，特别偏爱。。。。。。在北平、上海、天津、青岛、南京、杭州、长沙、福州、济南、南昌，都置有美仑美奂的巨宅。尤其福州、青岛两地房产最多，青岛有条沧口路，差不多所有的一流洋房，都为郑氏收购；福州市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华屋，也系王夫人的私产。”
俺之所以要大幅引用这一段史料，还有因为上面关于唐惠民之死恰恰说明王虽然看起来广结善缘，但关键时候，心狠手辣。他刚刚上任七十四军军长不久，下面58师长廖龄奇对他桀骜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