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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什么不门当户对，太年轻，或其它的障碍困难，我和小爱米丽压根没这种感觉，也没这种苦恼，因为我们就没有将来。我们根本不去设想如果长大了会怎么样，也不去设想如果我们更年幼会怎么样。晚上，我们亲亲热热地并肩坐在小柜子上时，我们就成了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夸赞的对象，她们常小声说：“天哪！多好看哪！”皮果提先生在烟斗后对我们微笑，汉姆整个晚上什么也不干就只咧着嘴笑。我想，他们觉得我们可爱，就像他们会觉得一个好看的玩具或袖珍的罗马剧场模型可爱一样。
不久，我就发现虽然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先生住在一起，她却并不像人们事先以为的那么好相处。高米芝太太的性子相当拧，在这么一个狭小的住处，她却那么经常地抽泣，弄得大家都不舒服。我想，如果高米芝太太自己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方便房间可以避进去，一直在那儿呆到她精神振作了再出来，那于大家都要好得多。
皮果提先生不时去一家叫快活地的酒店。我们到后的第二晚或第三晚他没在家，高米芝太太就抬头望着那个荷兰钟，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她说他是在那个地方，还说她一早就知道他会去那儿的，所以我知道了这事。
高米芝太太一天到晚都怏怏不乐。上午火炉冒烟时，她就哭了起来。当那不愉快的事发生时，她就说这话：“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我过不去。”
“啊，烟就要散开的，”皮果提说——我说的还是我们的皮果提——“再说，这烟也不只是让你一个人不待见，我们也都不待见它。”
“我觉得它更不待见我。”高米芝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寒风彻骨。火炉前专属高米芝太太的那个位置在我看来再暖和惬意不过了，而且她的那把椅子也是最舒适的。可那一天偏偏什么都不如她意。她一个劲埋怨天气冷，怨冷气不时袭击了她的背（她管那种袭击叫“偷偷地爬。”）最后，她为此流泪，并又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她过不去。
“当然很冷，”皮果提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种感觉。”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高米芝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上菜时，我是被视作贵客而享受优先的，给我上完菜后就马上给高米芝太太上。鱼小而多剌，土豆又有点糊了，我们也都承认对这有点失望。可高米芝太太说她比我们更失望。她又哭了起来，并且十分悲伤地又把前面那番宣言再陈述了一番。
于是在皮果提先生晚上九点左右回家时，情形总是这样——高米芝太太总是心境极凄凉痛苦地坐在她那个位子上织毛线。皮果提一直挺快活地做手工。汉姆在补一双很大很大的水靴；我呢，就和小爱米丽坐在一起，并念书给她听。除了叹气，高米芝太太什么话都没说，而且打吃茶时候起，就没抬过眼睛。
“咳！朋友们，”皮果提先生坐下时说，“你们大家都好啊？”
我们都说点什么，或表示出什么神情以示欢迎他，只有高米芝太太对着她的毛线活摇摇头。
“这么不快活，”皮果提先生拍一下手道，“快活一点儿，好妈妈！”（皮果提先生的意思是说“好姑娘。”）
高米芝太太没表现出半点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掏出一条旧的黑手帕擦起眼睛来，而且擦了一下后不但不把它放回口袋，反而拿在手里又擦了一下，而且依然不放回口袋，随时准备再用来擦眼睛。
“这么不快活，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没什么，”高米芝太太答道，“你是打快活地回来的吧，丹？”
“可不是，我今晚在快活地休息了一小会儿，”皮果提先生说。
“我真抱歉，把你逼到那里去了。”高米芝太太说。
“逼？我可不是被逼着去的，”皮果提先生说着坦诚地笑了起来，“我可是巴不得去那儿呢！”
“是啊，巴不得，”高米芝太太说着摇摇头，又擦起了眼睛，“是呀，是呀，非常巴不得。我真抱歉，是因为我你才这么巴不得去那儿的。”
“因为你？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皮果提先生说，“别信这个。”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高米芝太太哭着道，“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个苦命的孤婆子，不但什么事都和我过不去，我也和所有的人都过不去。是的，是的，对这点我比别人还感受得多，也表现得更多。这都是我命不好。”
我坐在那儿看到这一切时不禁想：这不好的命都延伸到这个不是高米芝太太的家的每个成员身上了。但是皮果提先生没这么反驳，他所做的回答只是恳求高米芝太太快活起来。
“我不是我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高米芝太太说，“远远不是。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烦恼把我弄得性子别扭。我总感到那些烦恼，就是它们使我性子这么别别扭扭。我希望我能感觉不到那些烦恼，可我就是做不到。我真巴不得我能对那些烦恼无动于衷，可我也做不到。我使这个家不快乐，对这点我一点也不怀疑。我让你妹妹整天不快乐，还有卫少爷。”
这时我一下就软化了，并叫了出来，“不，你没有，高米芝太太。”那时我心里内疚极了。
“我这么做太不应该，”高米芝太太说，“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最好进济贫院去死了算了。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最好别在这儿和别人过不去。如果事事都和我过不去，我又非要和自己过不去，那就让我回到我先前的教区去过不去吧，丹尔，我最好去济贫院，死了算了，省得让人嫌。”
说罢这些，高米芝太太就去睡了。她走了以后，一直除了深切的同情而没有再表示任何情绪的皮果提先生看了看我们大家，一面仍然满脸挂着真挚的同情，一面点着头小声说：
“她在想那老头子呢。”
我当时还不太明白大家认为高米芝太太一心想的老头子是谁，直到皮果提送我上床时她才告诉我，那是已故的高米芝先生。她的哥哥总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当然的理由，而这理由也总能使他感动。那天夜里，他爬上吊床后，我亲耳听到他反复对汉姆说：“可怜的人！她在想那老头子呢！”在我们住在那里的后来一段时间里，只要高米芝太太忍不住又那么做时（次数并不多），他总十分怜悯谅解，并说那样的话。
两个星期就那么溜过去了。仅有的变化只是潮汐引起的变化，而这变化改变了皮果提先生进进出出的次数，也改变了汉姆的工作繁忙程度。汉姆没什么话可以干时就和我们一道散步，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只指给我们看，有那么一、两次还带我们去划船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尤其在联想童年时，总认为某一组平平淡淡的印象与一处的联想比别的要密切，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要一听到或读到雅茅斯几个字，我马上就会联想到某个星期天，在海滩上响起唤人们去教堂的钟声，倚在我肩头的小爱米丽，懒洋洋地往水里扔石头子的汉姆，远处海面上刚冲出重雾的太阳，它显示出影影绰绰的船只来。
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能忍受与皮果提先生和高米芝太太的分别，但离开小爱米丽却使我心里痛楚万分。我们手挽手来到行李车夫住的酒店，在路上时我答允一定给她写信（后来我履行了诺言，那字写得比手写的召租广告还大）。分别时，我们都很难过。如果我这一生中有过什么缺憾，那天我就造成了一个。
当我在外作客期间，我对我的家真是忘恩负义——很少或根本就没想到过它。但是当我一开始往回家的方向走时，我那嫩稚的良心就开始自责，它好像用一个坚定的手指头指着家的方向；在我心绪低落时，格外觉得家就是我的巢，母亲就是安慰我的亲人和朋友。
我们朝家走的时候，我有了这种感觉；于是越离家近，所经过的事物越熟悉，我就越急于回到那里，投入她的怀抱。可是皮果提不但没有我这种感觉，反而——虽然很和善地——
要平抑它，而且她看上去很不安，心情也不那么好。
可是无论她怎么样，只要行李车夫的鸟乐意，总会到布兰德斯的鸦巢的。而且也果然到了。我记得多分明：那是一个冷嗖嗖的下午，天空阴沉沉的，像是就要下雨。
门开了。我又高兴又激动地半哭半笑着找母亲。可是不是她，却是一个从没见过的仆人。
“怎么了，皮果提！”我伤心地说，“她没回家吗？”
“她回了，她回了，卫少爷，”皮果提说，“她已经回家了。
等一会儿，卫少爷，我有些事要告诉你。”
由于激动加上她下车时那种没法改的笨手笨脚，皮果提这会儿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最离奇的大彩球了，不过我当时由于觉得太扫兴和太意外而没把这告诉她。她下车后，拉着我的手，把满心疑云的我带进厨房后关上了门。
“皮果提！”我很惶恐地说，“发生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保佑你，亲爱的卫少爷！”她强作高兴的样子答道。
“一定有什么事了，我敢肯定。妈妈在哪儿呀？”
“妈妈在哪儿呀，卫少爷？”皮果提重复道。
“是呀。为什么她不走出大门来，那我们又到这儿来干什么？哦，皮果提！”我眼泪汪汪，我觉得我要跌倒了。
“保佑这宝贝心肝样的孩子吧！”皮果提紧紧抓住我叫道，“怎么了？说话呀，我的宝贝！”
“不会也死了吧！哦，她没死，皮果提？”
皮果提叫了声“不，”那声音大得惊人。然后她坐下开始喘气，并说我使她受惊了。
我抱了她一下，好让她从那一惊之中解脱恢复，然后又站在她面前，怀着焦虑和疑问看着她。
“你知道，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