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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曼·卡夫卡的满头银发、尤莉·卡夫卡有似修女打扮的黑色衣帽，更加深了那难
以言述的感觉。两位老人的脸都显出相似的特征，下颚坚强，上唇坚忍地抿住。尤
莉·卡夫卡微微蹇促着眉头直视镜头，他丈夫则以一种温和而略有些依恋的眼光望
着妻子脚下前方的地面。他的手在身后握着手杖，高高的身材仍然透出结实的优雅。
整个画面的气氛让人想到他们的一生，让人感到：他们曾经苦熬，而且，他们熬过
来了。
往前12 年，他们和人类一道，熬过了就从他们国家境内点燃的第一次世界大
战。往前6 年，是他们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弗兰茨·卡夫卡的忌日。3 个儿子都死
在他们前头。往后3 年，另一位在生下来时差点也死去的奥地利人将当上德国的总
理，建立了所谓“德意志第三帝国”。这个人出生的那一年、弗兰茨·卡夫卡不过
6 岁，正天天被厨娘送往布拉格旧城肉市附近那所小学。
这个人后来吞并奥地利，占领捷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的集中营里，
两位老人的3 个女儿将作为犹太人悲惨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儿子生前一位重
要的恋人也将在那里坚强地“挺住”，并在一次肾脏手术之后死去……
不过那后来的一切他们都无法知晓：赫尔曼·卡夫卡和他的妻子分别于1931年
和1934 年去世。
第三节 “俄狄浦斯情结”、“阉割恐惧”和“神化工程”
让我们暂时控制住想要理解无边生活的冲动，坚忍地回到卡夫卡不安的存在上
来。
在无边的生活中，卡夫卡的存在性不安是如此独特而典型，以至仅仅根据他童
年的材料，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家就能大致预见他一生将痛苦不堪。
如果以常态心理学为参照，可以认为卡夫卡已经进入了所谓“反常心理学”的
范围。
即便那些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生存论心理学家，他们不会随便使用诸如“患者”、
“病态”一类用语，但也会对卡夫卡问题表现出格外的“临床”关注，把他列入
“问题儿童”或类似的人群集合中。
这样一些心理学家多半会发现，卡夫卡的不幸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理论。例如，
阿德勒的分析会深入到卡夫卡对“生活意义”的深层感受，并论及他的自卑和超越，
罪感和勇气。弗洛姆会认为，卡夫卡的不幸，在于他被“权威主义良心”以及相关
的罪感所压倒。霍妮会把卡夫卡归入她的“神经症人格”类型，并多半会认为卡夫
卡将在三种“神经症对策”中主要采取“自我埋没对策”和“放弃对策”的结合，
既以被鄙视的真实自我自居，又处于被鄙视的真实自我与另一个理想自我之间，在
这样两种心理趋势之间永远痛苦地摇摆：“如果你爱我，那你就决不会伤害我。”
“如果我离群索居，什么也不能伤害我。”莱恩不仅会指出卡夫卡自始至终深深的
“存在性不安”，而且多半会根据他外在人格表现与内心人格结构的分裂，断定他
业已形成不幸的“真一假自我系统”；莱恩甚至可能引用卡夫卡一篇日记，卡夫卡
在其中说，他童年时代的保姆夸他从小听话、顺从、文静，是个好孩子；莱恩多半
会指出那是他正在形成的“假自我系统”，并指出这不为卡夫卡所自觉的“假自我
系统”不仅骗过了童年时代老实巴交的保姆，而且骗过了以后一生中不少智商颇高、
感觉颇佳的人。可能，莱恩还会指出，卡夫卡身体“天生的羸弱”并不必然导致痛
苦，痛苦在于他那分裂的自我中某个“非身体化的自我”，这个自我使他陷入某种
程度的“类精神分裂”状态，使他成为苦恼不堪的“自我意识人”……
然而，我们希望进一步对卡夫卡问题作出更具生存论意义、更具普遍性意义的
探索。我们所要涉及的，将是围绕所谓“俄狄浦斯情结”而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
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始终是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心思想。在整个运动
中，这一思想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
弗洛伊德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指出，男孩具备某种先天的性驱力，从而使他怀有
占有母亲的企图。通过早期的家庭生活，男孩会知道，在关于母亲的问题上，父亲
是自己的竞争者和敌人。同时男孩也知道，他只能小心翼翼抑制着对父亲隐秘的敌
意，因为父亲在生理上远比他强大，公开较量只能意味着失败，意味着被父亲“阉
割”。这种占有母亲的企图，以及相应的对父亲的敌意和恐惧，就是所谓“恋母情
结”，即俄狄浦斯情结，以及相应的“仇父情结”和“阉割恐惧”。
这一早期思想被认为具有“泛性论”或“生物本能主义”的倾向，受到各种不
同的批评。然而，由于它把握住了个体及其家庭生活中重要的现象，仍然始终为人
们所关注。经过精神分析运动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人们最终达到了生存论（即存在
主义）哲学的深度，完成了精神分析思想与生存论思想的交汇和融合。
简单地说，俄狄浦斯情结可以叫做“神化工程”，因为它的本质是渴望成为神，
即渴望“神化”，它充分展示了由于逃避死亡而被扭曲了的童年自恋倾向。
在儿童期，俄狄浦斯情结表现为儿童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
前面说过，在婴儿生活的极早期，有一个所谓“原始存在”的阶段，这一阶段
也可叫做“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在这一阶段，母亲表现为“前俄狄浦斯情结”
的母亲，在她眼里，婴儿是神，或者说，婴儿在母亲生活中的地位与神并没有本质
的区别。母亲会对婴儿的任何动作迅速作出理想的反应，婴儿从中会产生“万能感”
以及相应的自恋。
但是，婴儿接着就要为这种“万能感”和自恋付出代价。他渐渐由婴儿变为儿
童，被逐出了伊甸园。人生的推进要求他逐渐结束原始存在，独立面对生活。但是，
生活则以它生死交融的分量压倒一切，于是，“万能感”丧失了，自恋面临毁灭性
的打击。在这难以承受的分量之前，正如前面所指出，具有正常原始存在的儿童会
“压抑自己”，以免于“垮掉”的结局。而这种近乎本能的自我压抑将通过身边最
为方便的对象加以施行，这对象就是父母和自己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各自在
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形象，以及各自相应的器官。母亲象征着美好的伊甸园，但
是，母亲也象征着“被阉割”，意味着在生活面前相对的无能。父亲是生活的强者，
他不仅在生理上显得有力，而且也代表着家以外的广大世界，换句话说，眼下在儿
童眼里，父亲就是身边的神祗；然而父亲也象征着“阉割”，意味着生活压倒一切
的分量。
这种知觉和情感的交织和冲突，其格局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形成“情结”或
所谓“情意综”，但不管怎样，其中两个相反相成的主要部分就是：对压倒一切的
生死分量的恐惧，以及对神化的渴望，或者说是对“父亲”或“阉割”的恐惧，以
及相应的对“成为父亲”和“占有母亲”的渴望。
正如人们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亲，试图
重返原始存在的“伊甸园”。同时，我们也都在反抗“父亲”，试图“成为自己的
父亲”。其实，这两种努力都是在反抗“阉割”，即反抗父母代表生活强加于我们
的生死分量，它们都反映了我们对“神化”的渴望。
也就是说，生活中的确存在着“阉割者”，从而让我们产生生死恐惧和神化的
渴望。只是，所谓“阉割者”，并非单独的父亲或者整体的父母，而是自然和生活
本身。是生活、是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延伸在“阉割”人，使人“无能”。而所谓
“阉割恐惧”，实质上就是生与死的恐惧。更进而言之，正如我们试图指明：存在
本身就是不安。所谓“存在性不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命数，是人类
在生死分量面前不由分说的恐惧和颤栗。
在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之前，在根本性的存在性不安之中，儿童将近乎本能地
形成自己的人格和生活方式，利用父母、家庭或其他人的力量，利用身边一切事物
所能提供的支撑，利用所能利用的文化观念，就像种子利用土壤和营养或江河利用
“地形”，构建自己的“神化工程”，而这一“神化工程”的内容就是“成为自己
的父亲”。这一工程巧妙地掩盖了根本性的存在性不安，将儿童在生死分量面前的
被动性转换为主动性，用弗洛伊德的话说：
“所有的本能、爱、感激、肉欲、反抗、自我确证和自立自强——所有这些都
在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中得到满足。”然而，在儿童期神化工程的构建中特别需要
辨明的一点是：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真要成功，“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真要达成
某种满足，必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与父母的同化。儿童时代构建“神化工程”
的关键在于与父母的同化。正如前面曾经指出，来自父母的爱与呵护越是美好，儿
童的成长就越是健全，就越意味着生命对死亡的胜利。在这之中，“前俄狄浦斯情
结”的身心经验（即所谓“原始存在”）至关重要。
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时代通过与父母的良好同化相对成功地构建成自己的“神化
工程”，他就相当于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相对理想的“平台”，为自己此后漫长的一
生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发生学”起点。以此为基础，他会不断延续和逐步扩建自己
的“神化工程”。换句话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死亡恐惧的日益显露和明晰，
他会通过人类家族制度的不朽、文化成就中的不朽或宗教许诺的不朽来逃避压倒一
切的生死分量，将自己的生命不